流的空间：开发大虹桥

作者：立木设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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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片段来自《上海新建筑》，点击查看更多：gooood book 《上海新建筑》冯琼、刘津瑞

在中国，大城市的火车站周边地区长期以来被贴以“人群混杂”“治安较差”的标签。环绕火车站周边的业态也大多为较为低端的批发零售业。作为连接城乡差异的窗口地区，火车站把割裂的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挤压在魔幻般的流动和碰撞中，也滋生出特有的中国式火车站周边风貌。例如，在原闸北区的上海火车站及其周边的“不夜城”板块，我们能够显而易见地感受到这种混杂，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不夜城”板块的整体提升计划屡屡受挫。然而，高速铁路的出现使得“商务”这个词似乎第一次真正可以和铁路枢纽关联到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表明，高速铁路有助于促进高度依赖于信息和人才的相关行业增长，并能够吸引商务活动进一步聚集在站点周边。自2007年4月的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中首次出现CRH（中国铁路高速的简称）以来，高速铁路在中国的发展仅仅十年，但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尤其在长三角地区，网络状的高速铁路加速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使长三角两小时经济圈成为可能。人的流动、物资的流动、信息的流动、技术的流动因为高速铁路的发展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

作为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为复杂的空陆一体化交通大枢纽——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民用航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汽车客运、地铁、公交等功能于一体，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工程杰作，也把“大虹桥”概念推到了世人面前。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战略构想始于2005年，经过上海市政府和铁道部的共同商议，原规划七宝铁路客站北移，与原有虹桥机场一起合建综合交通枢纽。2006年上海市成立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指挥部和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始全面推行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从2006年开始建设至2010年基本建成，四年时间里完成了包括虹桥机场西航站楼、沪宁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站点、快速集散系统等在内的共计46个项目，总投资额近700亿元。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核心是虹桥高铁站和虹桥机场，两类区域交通方式均面向商务人群，便捷的交通和适宜的人群让建设商务区变得似乎是水到渠成，也让这块远离上海传统市中心的飞地被寄予了摆脱“环线效应”并且成长为全球性的关键性节点地区（Hub-nods）的厚望。“大虹桥”的设想饱含着雄心和希冀——环绕着世界级的综合交通枢纽（尤其是集成高速铁路和民用航空）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世界级的商务区呢？

“大虹桥”自诞生之初就被提到了和“大浦东”同样的高度，如果说“大浦东”（陆家嘴板块）是上海向外连接全球网络的重要载体，那“大虹桥”在规划之初就被赋予了上海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重任。作为“大虹桥”开发的核心载体，虹桥商务区也被定位为不仅服务于上海，更辐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世界级商务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新平台、国内外企业总部和贸易机构的汇集地）。上海的“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都对虹桥商务区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建成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着力打造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新平台和长三角地区的高端商务中心”。“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虹桥商务区要加强整体统筹管理和功能开发，促进高端商务、会展和交通功能融合发展，打造成为服务长三角、面向全国和全球的一流商务区”。即虹桥商务区是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载体之一，需要承担引领长三角地区在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攀升并拥抱“工业4.0”时代的重要使命。

▼虹桥商务区功能区块示意图（吴文珂绘制）
规划中的虹桥商务区东起外环高速公路 S20，西至沈阳—海口高速公路 G15，北起北京—上海高速公路G2，总占地面积86.6平方千米，涉及闵行、长宁、青浦、嘉定四个区，其中主功能区面积27平方千米，重点开发核心区4.7平方千米，其中包括1平方千米的国家会展中心用地。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分为一期和南北片区两个阶段来开发，开发规模为地上约500万平方米，地下约280万平方米。——虹桥商务区

一、另一种商务区

“中央商务区（CBD）”指的是城市中主要商务活动进行的地区，是以金融、商业、贸易、信息等产业为主的城市功能核心地区。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央商务区之一，小陆家嘴地区的开发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0世纪90年代初承载着上海“短期内恢复和发挥世界金融、贸易中心”重要使命的小陆家嘴地区，迫切地需要通过“高度”来彰显中国对外开放的姿态。极高的开发强度伴随着大量超高层建筑的云集，使小陆家嘴地区的开发深刻地改变了上海的天际线。受制于当时的政策导向、规划需求和技术水准的限制，小陆家嘴地区高强度的开发中存在一定的不足，继而引发了交通组织、城市界面、共享空间等系统性问题。交通问题上体现在过境交通与对外交通主通道重叠、核心区域对外交通联系不畅、越江交通流量分布不均、步行交通环境亟待改善；功能问题上体现在商业餐饮等配套比例过低、楼宇之间缺乏联系；公共空间问题体现在地面和地下的通道过少、现有中心绿地未能充分利用等方面。虽然在20多年的持续开发中经过多轮优化、改造，小陆家嘴地区仍然存在诸多不理想的地方。在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中，中央活动区（CAZ）121的概念取代了原先的中央商务区，办公、商业、休闲、文化的高度混合代表着主流的趋势。除了陆家嘴之外，上海市中心的其他几个重要的商务活动集中区（南京西路、淮海路、徐家汇等）都具备高强度、高混合的特征，核心商务区也同时是城市的核心商业区和休闲区。

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上海，已经不再那么急切而强烈地需要“高度”，虹桥枢纽所代表的“速度”成了新的关键词。高速铁路意味着商务往来可以快速地发生在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以及中心城市与其他中心城市之间，这对于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意义非凡。与陆家嘴所想要的跻身世界顶级金融贸易中心的姿态不同的是，虹桥商务区的角色更偏重于引领和服务长三角。同时，由于高度限制（虹桥机场周边限高43米左右），虹桥商务区显然不可能复制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模式，而需要更符合其区位条件、高度限制和功能定位的空间模式，而这甚至都无法对标或者借鉴，因为虹桥商务区基于的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交通枢纽。

受到高度限制的影响，虹桥商务区在开发强度上远低于陆家嘴等位于市中心的传统商务区（虹桥商务区一期1.7平方千米/170万平方米；陆家嘴1.7平方千米/500万平方米；巴黎德方斯 1.6 平方千米 /250 万平方米；新加坡城 1.5 平方千米 /350 万平方米）。相对于陆家嘴核心区高达 10 的容积率，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出让地块的容积率大多控制在 1.5～4.0之间，仅少数地块超过了4.0。上海传统的楼宇型商务区大多位于CAZ内，以陆家嘴、南京路、淮海路和徐家汇为四大聚集区，而在 CAZ 外的商务区大多是规模较小的园区型或者综合体型，前者例如虹桥临空经济园区等，后者例如市北东方环球企业中心等。在传统的 CAZ 之外，再造一个规模较大的商务区，虹桥商务区具备天然的发展优势，一方面在于毗邻综合交通枢纽的交通优势，另一方面在于整个“大虹桥” 以西充足的土地供应。

在城市设计阶段，虹桥商务区采取了国际方案征集的形式，邀请德国SBA、英国ATKINS、英国TFP、美国HOK和澳大利亚COX(COX on gooood)五家境外优秀设计公司参加方案征集工作。英国ATKINS方案的亮点在于对低碳设计理念的表达和对业态构成的研究，然而方案形态布局太过于偏重自然生长的概念；英国TPF方案形成了形式感很强的三条轴线和滨水街区，这是非常符合政府审美的城市意向，但相对来说，水街的可操作性较差；美国HOK方案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清晰，核心区的连廊和地下交通处理较好，但建筑尺度存在问题，体量较大；澳大利亚COX方案强调塑造抢掠的视觉空间轴线，形成开敞空间体系，但是整体完成度不高且相对平庸。最终，德国SBA以相对深入的研究和“商务社区”的概念获得胜出。最后的城市设计方案在德国SBA优胜方案的基础上，由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德国SBA、华东建筑设计院组成联合设计团队，进行偏实际操作层面的深化。虹桥商务区被定位为上海第一个功能合理、交通便利、空间宜人、生态和谐的低碳商务示范区，关键词落在了低碳节能和商务社区上。

▼五家公司的虹桥商务区城市设计方案图片根据《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城市设计（SBA）》整理

在虹桥商务区的城市设计中充满了“低碳”“慢行”“共享”“混合”等当下时髦的词汇和对陆家嘴“模式”（功能单一、尺度过大、配套缺乏、联系断裂）的批判性回应。虹桥商务区从空间布局上选择了高密度、低高度、小街坊、密路网的模式（道路网密度达到10千米/平方千米，街坊尺度150米×200米左右，步行道间隔在90~150米之间），对于较宽的路面通过建筑贴线、增加绿化隔离带等措施减小空间尺度，使步行环境和共享空间得到了优化。在功能组合上强调混合开发、有机渗透的形式，核心区主体功能为商务办公，配套功能包括零售商业、文化娱乐、体育休闲、高端会议、精品展示、餐饮、酒店等，其中高、中档购物区沿主轴线布置，日常购物区结合商务办公，为该地区提供了充足且适宜的各类型各等级配套设施。核心区一期总开发规模约170万平方米，其中商务办公约占总量的56%，酒店、公寓式酒店约占18%，商业约占12%。三维空间的功能布局，也体现了多元混合的特点。商务功能主要布置在地面3层以上，商业功能主要布置在地下1层至地上3层，休闲及其他配套功能则融合其中分层布置，在地下空间上采取了高强度、高联通的模式，营造了一个完美联通的地下城。在能源利用上强调了低碳节能，主要体现在区域能源的综合配置及雨水收集技术的应用，建筑要求全部按照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进行设计、施工、运营，并采用新型建筑材料、外遮阳系统、屋顶绿化以及节水设备（如中水系统）、自然采光调控设施、智能能源管理设备，以减少整体运营中产生的资源浪费。

低碳节能：低碳节能主要在城市设计、交通组织和建筑三个维度体现。在城市设计上，多样性、可步行性等是关键，在交通组织上尽可能地鼓励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建设私车交通并提高其通过率，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上控制体型系数、增加外保温和外立面遮阳，促进自然通风和屋顶绿化等是比较主要的手法。目前，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内的所有建筑已全部达到国家星级标准，其中二星以上绿色建筑占比高达95%，三星级绿色建筑占比50%，部分项目拥有中国绿色建筑及美国LEED双重认证。核心区一期13个地块项目中，8个地块已获得LEED绿色建筑设计认证，认证面积约101万平方米，约占核心区一期楼宇建筑面积的33%。商务区通过四大绿地公园、街头公共绿地以及屋顶绿化形成了优美的绿色环境，通过星级绿色建筑、区域集中供能等打造了名符其实的低碳商务区，被国家建设部评为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

商务社区：商务社区需要的是个性化的建筑形象、人性化的高品质环境和便利的休闲设施，除了能够提供优美的办公环节和相对适宜的配套之外，成功的商务社区还需要具备充足的人气，尤其是夜间的活力。虹桥枢纽东侧开发较早的临空商务区就是一个典型的“昼夜波动大”的商务社区，临空商务区的商业配套主要服务于在商务区内办公的人群，工作日下班之后及节假日，整个临空商务区就变成了空城，潮汐式的早晚高峰也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似乎已经成为非市中心商务区的宿命。在商业运营方面，虹桥商务区吸取了此前临空商务区的教训，规划了相当比例的面向非本地就业人员的商业，以希望能够保持24小时的活力。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全部为商办、商业用地，项目开发主要呈现为标准写字楼、商业综合体、星级酒店等；商务区南北片区则包括一定比例的商住用地，项目开发上除了标准写字楼和商业综合体之外，还出现了独栋办公、商办别墅、住宅等更多元化的形式。办公是商务社区最主要的功能类型，除此之外，商务区还需要商业、休闲、酒店、居住、公共服务等相关配套，合理的类型和比例有助于商务区健康的发展（核心区一期办公占比73%，商业占比10%，居住占比8%，文化娱乐等占比5%，酒店占比3%，公共设施占比1%）。对于虹桥商务区来说，商务区内和周边的住宅开发上的相对失调给未来的运营带来更大的挑战，如何吸引非本地工作居住的人在此集聚和活动，是摆在发展商面前的重要问题。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分为一期和南北片区两个阶段来开发。商务区一期的土地出让开始于2010年，在2011年全面结束。商务区南北片区的土地于2012年7月开始出让，至2013年11月结束。2010—2013年之间，虹桥商务区共出让土地面积131万平方米，预计总建筑量555万平方米，总出让金额433亿元，其中密集出让的时间集中在2011年3月至8月、2012年7月至8月、2013年5月至6月、2013年10月至11月，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出让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完成。

2010年10月8日，核心区一期06地块和08地块以招标的方式分别出让，拉开了虹桥商务区开发的序幕。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06地块由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竞得，基地总面积62299.4平方米，楼板价10234元／平方米。一期06地块是整个虹桥商务区中唯一一个与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直接紧密相连的地块，其重要性可见一斑。06地块被交给瑞安开发也是基于其在上海“新天地”“创智天地”“瑞虹新城”等项目上的出色开发、建设和管理经验。瑞安将06地块项目（虹桥天地THEHUB）定位为集购物中心、新天地街区、演艺中心、酒店及办公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新生活中心，所有物业由瑞安100%持有，以租赁模式运营。核心区一期06地块的设计由承担“新天地”设计的本杰明·伍德继续担纲，包括虹桥天地、虹桥新天地和演艺中心三部分。除了常规的餐饮、商务、购物、休闲等项目之外，容纳超过1000人的多功能演艺中心和“远程值机”服务是一期06地块运营中的两大亮点。一期08地块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虹桥商务区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和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竞得。该地块用于开发“虹桥绿谷”项目，由三家企业于2010年共同投资成立的上海合众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虹桥绿谷广场由七幢7～9层的高规格办公写字楼围绕两个峡谷（下沉式）商业广场构成，全部建筑面向街区中心，形成围而不合的布局。一期08地块在功能上呈现一个高品质总部办公小园的定位，七幢主体建筑地上地下均为高品质办公，而下沉式庭院则提供简餐、健身、宴请等不同需求的配套。

2011年虹桥商务区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了核心区一期的剩余8个地块（07—2地块于2012年8月出让），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影响，仅04地块和09地块在出让时产生溢价，溢价率分别为20.79%和13.46%。核心区一期01号地块由台湾丽宝机构竞得；04号地块由北京万通英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南昌雅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竞得；09号地块由上海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聚湘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竞得；05号地块由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和福运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竞得；07—1号地块由冠捷投资有限公司竞得；03号地块南块由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竞得；02号地块由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盛世万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沈阳首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竞得；03号地块北块由汕头市联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金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联合竞得。虹桥商务区一期的开发再次印证了“中国速度”，至2012年12月核心区一期05地块龙湖虹桥天街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地块社会投资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紧接着2012—2013年之间，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南北片区也开始出让土地，至2013年11月全部出让完毕，最后的核心区北片区01、03号地块和02、04号地块出让时均以接近底价成交，宣告了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进入开发的下一个阶段。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土地出让情况

上海的商务办公区所呈现出来的国际化风貌离不开此前的发展商和投资商。在上海早先的虹桥开发区、淮海路—南京路—人民广场、陆家嘴等城市重要的商务办公区，主要都是中国香港及新加坡、日本的外资发展商运营，而较少有国内发展商能够参与其中，例如开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新鸿基集团、开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开发龙之梦的凯德置业，等等。国际化的发展商团体带来了相对一致的国际化审美，因而代表着高端和格调的国际化风格伴随着发展商们所青睐的设计企业一起重复着“全球城市”应该有的“范儿”。与老牌商务办公区截然不同的是，除了瑞安、丽宝等少数港台企业外，参与虹桥商务区建设的主要都是国内发展商，包括上海地产、新长宁集团等国企地产公司和万科、龙湖等民企地产公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块由冠捷、宝业等企业竞得，以满足自身的商务办公需求。

虹桥商务区如此大规模、大比例地引入国内发展商参与商办用地的开发，在上海商务办公区建设历史中堪称首例，因而虹桥商务区实质上也是很多国内发展商进入上海商办市场的一个跳板，无论是对于这些发展商还是对于虹桥商务区来说，都堪称一场豪赌。对于大量试图借力虹桥商务区首次进入上海商办市场的发展商来说，诸如Aedas(Aedas on gooood)、NBBJ(NBBJ on gooood)等外资商业设计公司成为主流的选择，这些外资商业设计公司在商办项目上相对丰富的经验能够有效的弥补发展商在此项的不足。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规划1.7平方公里，然而土地出让仅在2010—2013年内就全部完成，所有项目密集开工，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新区开发——以非精细化的项目运作和超前建设的基础设施来碰撞这个地区的未来。在这样一个严格限制高度并且有细致的设计导则的城市片区，近550万平方米的商办建筑几乎同时上市，对于发展商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但这种竞争似乎又已经与建筑本身毫无关系。建筑之于虹桥商务区的价值可能仅仅在于在设定好的限高、风貌、环保等框架内完成一个躯壳而已。这个驱壳需要成熟且妥当的内部组织，以及张扬而夺目的外部呈现，最终一切建筑的形式都服从于资本在生产和消费循环中对于空间的再现。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于发展商来说，不同地块项目的竞争基于拿地价格、项目定位、操盘经验、招商能力，以及一切消费主义的规律，而这些在资本市场发生的活动都似乎与建筑本体毫无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没有场所精神而仅服从于功能的建筑，且能够以工业化的方式被快速生产出来。这是商业设计公司的规则，正如库哈斯在访谈中所描述的那样，“大量美国建筑事务所在众多城市产生了累积性的负面影响，他们强加以重复性作品，这些美国式的建筑对当地文脉置若罔闻，让城市很难消化。”同时，服从于资本市场规则的建筑设计必须直白化和图像化，一条龙、一个门或者一朵花的形状有助于在30个项目中争取到公众的关注点和记忆点，这是至高无上的设计概念。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土地出让及项目开发信息汇总（根据相关信息整理）

二、资本、传媒与当下的建筑学

当下的建筑学沉浸在一种焦虑中，平面与表皮剥离之后，成熟的商业建筑设计公司越来越陷入一种套路式的重复，建筑设计已然变成了可以标准化生产的流水线。这本应当让他们为之欢呼，但在当下却让他们陷入焦虑，因为建筑学正在失去它的重要性。人类社会进入了消费时代，商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与流通，资本循环往复地参与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也使得建筑沦为资本的生产消费品的工具乃至消费品本身。资本以获得最大的利益为天性，所有对奇观和标志的追求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促进消费。在这里，消费的定义已经不只是为了满足物质性的欲望，而是维持社会运作和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

移动互联网和新型媒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当下的中国，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社交媒体等的拓展速度都超过了西方国家，这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消费市场。技术进步不再能够直接作用于建筑学，而是通过延展建筑的形态可能和传播路径，让大都市里的建筑成了资本盛宴上的一道开胃菜。建筑开始需要服从两种审美取向，一种是“COOL”，从中世纪的大教堂到现代早期的摩天楼，有一部分建筑天然的承担着表现资本和权利的工具，在当下延伸为利于参数化技术实现的极尽复杂的表皮，以及炫酷到近似于扩大了数量级的雕塑作品的形体；另一种是“ICON”，在消费社会的飞速地生产、流通、成熟、淘汰的循环中，建筑也需要适应这种消费品化的过程，并在信息泛滥中吸引眼球。

MVRDV(MVRDV on gooood)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擅长堆叠、拼贴以及像素化，从数据转译积累起来的MVRDV已经能够轻松地创造出一类颇具“ICON”效应的建筑，尽管他们的设计流程已经开始标准化。他们在小镇斯海恩德尔的玻璃农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个玻璃覆盖的钢结构建筑借助于图像技术建造，幻象与真实依托photoshop技术完美地再现了整个小镇。在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开发中，“花瓣楼”由荷兰MVRDV操刀设计，他们一贯擅长的符号化的设计手法和凝练技巧是使他们获得发展商青睐的重要理由。在设计阶段的“花瓣楼”轻盈灵动并且优雅理性，但是遗憾的是，粗糙的施工质量让小尺度的细节尽失，即使经过美化的摄影图片也难以掩饰其浓郁的厚重感和粗砺感。然而就在本章写作的同时，MVRDV在中国的另外一个建筑作品——天津滨海图书馆刷爆了中国的社交媒体，这是一个以“天津之眼”为噱头的典型奇观建筑。读者弯曲、蹲地等各种姿态的照片打破了原本天津之眼“卖家秀”似的纯净，“买家秀”引发了圈内圈外围观群众狂欢式的批判。人们吐槽“天津之眼”无法取到上方书本的虚假式设计，虽然那些书本只是MVRDV利用Photoshop做出来的图像而已，但这一次社交媒体拒绝接受这种幻灭中呈现的真实。传媒和图像正在深刻地影响这个时代，建筑领域当然无法幸免，MVRDV所擅长的“数据景象”和“图像主义”无意间转而成为社交媒体批判他们的工具。

上一代建筑师可能没有想到，图像时代的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建筑传播的主流途径。当下的建筑师似乎已经可以绕过专业媒体，仅仅通过电视节目、大众杂志以及自媒体等征服大众，虽然他们往往被调侃为“网红”，以彰显正统专业媒体捧红的“明星”建筑师的蓝血身份。部分建筑师们开始变得和娱乐圈明星一样，深度融入消费社会的规则，既需要维持“炫酷”来为作品站台，又需要适度“亲民”以保持人气。马岩松(MAD on gooood)拍摄方太油烟机广告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当下火爆的《梦想改造家》《漂亮的房子》等电视节目则提供了建筑师参加真人秀节目的平台，日本建筑师青山周平(B.L.U.E. on gooood)开始通过其在节目中的作品，还通过其温柔帅气的形象征服大众。

大虹桥开发中的宝业中心是不能被忽视的有趣案例。它是整个虹桥商务区唯一一幢由国内独立青年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建筑，项目主设计师、零壹城市建筑事务所(LYCS on gooood)的创始人阮昊，在2012年开始宝业中心的设计工作时还不到30岁。零壹城市是借助媒体和网络成长起来的事务所的典型代表，与他们的前辈们完全不同，这也许代表了新生代建筑师的成长方式。与上一代明星建筑师更需要依赖专业的杂志和展览来获取曝光度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是，新生代的明星建筑师彻底地“摒弃”了工匠思维，他们已经非常懂得传媒和资本运行的规律，并且甚至能更敏锐地抓住一些非建筑的增长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不是传统的建筑师，从社会运行的角色上来看，他们与那些活跃在资本圈、科技圈的同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三、大都市的本质：流动

我们已习以为常地认为生物进化就是进步。然而我们现在却发现在进化之链中，越是高级的生物，就是要把越多的能量从有效状态转化为无效状态。进化过程中，越是新的种类就越复杂，它转化有效能量的能力就越强。然而真正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意识到进化之链中越是高级的生物，它的能量流通就越大，它给宇宙带来的混乱也就越大。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20世纪末，伴随着“距离的终结”“网络社会的崛起”等讨论，“流空间”的概念被推到了台前。“流空间”顾名思义是“流”的空间。“流空间”的概念与吉迪恩在讨论由建筑师波罗米尼设计的圣卡罗大教堂时提出的“流动空间”不同。根据著名城市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的定义，空间逻辑正在分化成为两种不同的形式127，即“流空间”和“场所空间”。“流空间”包括：（1）技术性基础设施网络，如通讯、运输线路等；（2）节点和枢纽构成的网络，如机场、车站、大学、金融街等；（3）管理精英的工作居住休闲网络；（4）电子空间。“流空间”即为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资本流等所形成的空间。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认识突破了地理学上“地方”“距离”“时间”上的限制，也使得资本、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快捷和频繁，而长距离交通的技术进步和价格调整也使得人流和物流能够进一步突破距离的限制。这些进步并没有消灭物理空间的城市，相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聚集在大都市及大都市周边的连绵区，“流空间”和“场所空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没有改变大都市存在的基础逻辑，反而深刻地影响了大都市的组织形式。新的空间逻辑打破了原先关于恒定的、一元的、物质的空间认知，而进一步将空间与社会关系相结合。我们能够感知到的空间是“场所空间”和场所化了的“流空间”的总和，即“场所空间”和场所化了的“流空间”形成了一个时空连续体。

▼流空间”概念图解

流动是人类社会的宿命，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的每次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本质上都在促进流动。城市是“流空间”和“场所空间”相互交流而产生的结果，是高度发育的“流空间”网络的枢纽和节点的集聚区。城市横跨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其实质上建立在由光纤、通信设施、交通线路等构成的技术性基础设施，以及由交通场站、研究机构、办公场所、消费场所等构成的枢纽和节点，以及两者之间所形成的拓扑关系的基础上。其中，“流空间”包括为物理联系服务的道路交通网络、航空联系网络、水运联系网络等，以及为虚拟联系服务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网络、跨国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等等；而“场所空间”则是一个从前现代一直延伸至今的概念，它基于“物理临近性”而存在。

城市在前现代时期是一个人类历史、文化、物质的凝聚空间，正如芒福德在概括古代的城市时用到了“社会活动的剧场”的概念，“至于所有其他的东西，包括艺术、政治、教育、商业，都是让这个社会戏剧更具有影响力的精心设计的舞台。”128前现代时期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场所空间”。现代性对城市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继而将“流空间”折入了“场所空间”，这一变化促成了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并彻底地影响了这个星球的人口分布版图，全球化只是这个空前的流动进程的一个缩影。虚拟联系的出现使得城市作为唯一的“社会活动的剧场”的职能被颠覆，互联网的出现创造了另一重空间的可能，然而这个虚拟空间并不如人们所设想的那般扁平化，相反，它只是社会组织和政治表达的另一种投射，在虚拟网络中也有着纷繁的节点和枢纽，而它们往往和物理空间上的节点和枢纽相重合。

大都市的躯壳诞生于前现代时期的反映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场所空间”中，政治、资本和文化价值促使了“流空间”的运作和生发，“场所空间”和“流空间”两者深度地融合渗透而形成了今天的大都市地区。我们的当代建筑中有少部分服务于“流空间”，而大部分则仅仅服务于“场所空间”，我们所见到的种种冲突便来源于建筑呈现与空间实质的某种断裂。建筑学犹如一艘缓慢行驶在时代海洋中的潜艇，大部分仍沉没在静默的水底——“场所空间”中对于永恒性与纪念性的追求，而一少部分已浮出水面——“流空间”规则中对于人与物、信息与知识、资本与文化等的流动效率和秩序的需求。在这样的视角下，建筑学似乎已然落后于我们时代的其他科学和技术进步。

现代建筑诞生于工业化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催生了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绝大部分城市建筑。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和新型通信为主要表征，开始于20世纪中后期，而伴随着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日益进展，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在不久的将来蓄势待发，一向滞后的建筑学似乎仍然停留在现代建筑大师们所创造的时代。数字化技术改变了一部分建筑的轮廓和技艺，同时释放了建筑在“形态”上的拓展空间，但这种浮于“形态”上的拓展越来越让人失望，除了夸张的表皮用来彰显浪费、倾销、炫酷、异质等种种资本主义的面孔之外，建筑学在此时此刻丧失了它过去所追求的精神，并且远远没有找到当代的精神。

剥离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种种面孔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建筑和城市的未来，而这个答案可能就来自流动。建筑学未来的颠覆将来自于真正的以“流空间”逻辑建造的建筑，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追随功能”的表征。在当代建筑中，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就是一个完全服务于“流空间”的建筑，它也势必会成为大都市多中心结构中的关键节点，而大都市中错综复杂的快速路与轨道交通系统也是典型的“流空间”建筑，只是其过于庞大以至于超脱了建筑师与评论家的工作范围。

然而，“流空间”的建筑远不止于此，不只是这种表征物理联系的技术性基础设施，大都市中大多数重要建筑都是虚拟联系和物理联系的枢纽和节点，即场所化了的“流空间”。例如，虹桥商务区是生产性服务网络的一个重要的专业化节点，而它也正是这种场所化了的“流空间”的典型。它的功能组织和空间形式绝不应当按照现代主义的一元空间规则而构建，这才是建筑学面向未来的方向。

“流空间”和“场所空间”的融合和分异正在改变我们的城市，而当前的建筑学对此漠不关心。举例说明，我们可以在传统街道的迅速消亡以及综合体和地下空间的兴起中看到一丝线索。街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尤其是沿着交通性道路的商铺正在飞速地被综合体所取代，而地下空间则是取代街道的另外一种方式，这是“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分异的一种典型表征。在虹桥枢纽地区，人们可以在完全不需要感知地表空间的前提下，从虹桥机场到达虹桥高铁站，以及周边的虹桥天地、虹桥天街等商业商务建筑。

当代建筑学仍然沉浸在对街道复杂的怀旧情绪中，而未能知晓其中必将消失的和必将沿承的两种内核。“流空间”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技术支撑更高效的、理性地流动，从人们选择小汽车的那一刻开始，街道的“流空间”属性就已开始将“场所空间”属性远远甩开。然而，街道这种传统的“场所空间”虽然已经被新的形式所取代，但支撑其的内核并未消失——人依赖于其步行尺度上的感知。可步行性不止是一个建筑学范畴，而是社会学范畴的概念，人们始终会感知到其步行可达的具有物理临近性的“场所空间”，因而场所本身并不会消失，这是城市活力的根基。街道中沿承下来的“场所空间”属性，形成了由空调系统支撑的室内和地下交往空间，或者是相对封闭的步行街区。在这个意义上，虹桥天地和新天地在本质上没有区别129。

在物理联系中街道的社会交往属性将与其交通功能彻底剥离，更激进地来说，城市空间也会因为其“流空间”的属性差异而发生解构。“流空间”在大都市之间的关联网络呈现为地表、地下以及空中的高速、航空、铁路、公路、光纤、通信等网络系统，而在大都市中则分为网络本体和网络节点两类空间。其中，网络本体包括虚拟联系的网络和物理联系的网络，而网络节点则呈现出“流空间”所映射的“场所空间”的特征，例如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的大型综合体，这也是库哈斯理论中只有“大”才能面向未来都市的原因。在大量的讨论里，学者们都表达了对小汽车交通的忧心，理由是它们已经并且正在消灭人性化的城市空间。然而个体的机动性是人类不可逆的向往，并不会被任何怀旧情绪所左右，即便是在本章写作的同时，小汽车交通正在发生一系列的科技进步，从充电到无人驾驶，未来都必然深刻地影响大都市中“流”的组织形式，而“流”的效率也会决定未来大都市的规模和景观。

不过幸运的是，受到人类感知能力的限制，在他们能够进化出猎豹般敏捷的肢体之前，“场所空间”仍然被有限的“步行”范围所定义，我们仍然可以为场所化了的“流空间”建构场所。从服务于马车和人的街道，到大型综合体和地下空间中被空调技术支撑的室内空间，即使“场所空间”的形式发生了颠覆，其内核还是对日常交往和公共活动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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