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互动：摩天楼 & SOHO

作者：立木设计研究室
更多关于他们：L&M DESIGN LAB on gooood

选取片段来自《上海新建筑》，点击查看更多：gooood book 《上海新建筑》冯琼、刘津瑞

“三件套”
Three-piece Set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亚洲一些发展迅速的城市先后卷入摩天楼建设的热潮中，其中尤以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韩国等的建设成就令人瞩目。在世界最高的 10 座城市中，亚洲占据了6 席（香港、迪拜、上海、深圳、东京、新加坡），是世界摩天楼建设的领头羊。

高层建筑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建筑背后的团体在城市中相互争夺资源和影响力的手段。人类的天性之一就是对未曾涉足的领地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占有欲，不断地挑战技术极限，用高度来彰显人类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力量。摩天楼高度的背后反映的是一座城市的经济高度和技术高度，因为只有足够的消费需求、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才能完成这项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摩天楼这一建筑类型已经脱离了建筑学的本体意义，即使掏空了它的内容，仅留下一副通天的躯壳，它也具有不可代替的存在价值，像是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巨石阵、中国的长城一样。对于走在中国城市化水平前列的上海，这种纪念碑式的工程杰作，则是矗立在陆家嘴商务中心，被国内民众戏称为“厨房三件套”的浦东三中心：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

金茂大厦：传统与现代的衔接|Jinmao Building: The link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上海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加快与国际化大都市接轨、推动区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使命便落在了这座城市的肩上。在1992年确定的《浦东新区规划方案》中，陆家嘴地区被有意地向纽约曼哈顿区城市形态上引导，计划在浦东沿江建设一大批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以满足金融商务区建设的硬件需求，并且从外滩望过去能形成一条漂亮的天际线。彼时的方案中，通往东方明珠塔的世纪大道和三座标志性超高层建筑的雏形已经形成。20 年后，天际线是基本造好了，但这些高层建筑无论在形态结构上还是区位关系上似乎各自为政，也只有远观天际线才能够模糊地把它们归整起来。陆家嘴三角区在 20 年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如道路交通系统混乱、地下空间联系性差、商业功能和公共绿化配置不足等，与其归咎于规划师和建筑师，不如理解为在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要求下的直接应对方式。因为对于陆家嘴商务中心来说，“相对于追求CBD本身功能的合理性与典型性，由其产生的国际化形象和以此为基础的城市影响力更被看中和强调。”作为具有视觉冲击力和媒体宣传度的摩天楼，更是这种城市形象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

1999 年建成的金茂大厦是浦东三中心中率先建成的，由于其逐层收进的塔形和顶部的天线组合在一起，被大众戏称为“三件套”中的注射器。大厦由美国芝加哥SOM设计事务所(SOM on gooood)设计，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配合。SOM用现代主义严谨的轴线、模数和比例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塔的造型，并将国际化与地方化结合起来，不仅迎合了当时城市发展的目标和诉求，还在设计竞标中一举摘得头奖。当年入选最终一轮竞标的方案中并列第二的42号方案则采用截然不同的风格——造型简洁、形体挺拔，表皮被玻璃

幕墙所覆盖，代表着时代精神与先进科技，体现上海与北京、西安等历史名城不同的开放性和国际性。当时上海对金茂大厦这个项目的定位是上海历史性城市与浦东新区新貌相交接交融的城市景观，要连接历史与未来、融合传统与创新、体现民族性与国际性，要以适应时代发展、跨世纪的、标志性的建筑形象向世人展示上海的崛起。因此，SOM设计的具有传统和现代双重属性的作品成为最佳选择。对于像金茂大厦这样具有重要地位的摩天楼，建筑形式和风格更多的是由它在城市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决定的。SOM的设计师敏锐地意识到，塔的寓意不只建筑形式本身，更是城市形象的塑造、经济发展的里程碑、文化的发展方向，是表明开放和进步的决心。通过金茂大厦的设计，他们探索了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设计手法来表现中国特色文化，摩天楼作为一种现代的建筑形式怎样与传统城市风貌相衔接。他们在将自己的设计理念推向中国的第一步是学习和接纳当地文化和社会习惯，在与相关部门和项目开发者沟通的过程中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这也是当时许多初入中国的外国事务所的探索方向，是全球互动的跨世纪开端和摩天楼竞赛的起步。

环球金融中心：简约与复杂的纠缠|World Financial Center: entanglement between simple and complex

随着历史步入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筑形式的束缚越来越小，而全球化的扩大使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建筑风格更加大胆地迈向了现代和后现代。像金茂大厦这样具有古典形式的摩天楼已不多见，更多的是现代主义的模仿者，或是象征主义的极端分子。用明亮的玻璃幕墙包裹起来的形状规则的高楼，虽是流行的国际范式，但鲜有登峰造极之作，并且千楼一面；而具有图腾崇拜意味的“奇奇怪怪”的具象型高楼，不免流于世俗而被贬低为肤浅的迎合。城市面貌开始变得凌乱，各种抽象或具象形式的模仿出现在包括摩天楼在内的各种建筑类型中。有学者说中国建筑界的发展是没有经过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或者说，从西方学来的建筑体系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和社会价值取向改造过后，少了对秩序理性的追求而多了实用性与地域性，自发形成一种在高密度环境下未成体系的设计策略。在当下环境中，其实用性是服务于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适用于大规模标准化建造，而其地域性在于文化符号的拼接与装饰，尽管有些设计过于简单粗暴。无论如何，建筑风格的多元化和文化符号的滥用使得城市面貌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政策鼓励下，许多外国开发商和建筑事务所开始进驻中国市场并接手大型项目，由于中国很多城市没有先天明晰的城市结构和发展脉络，而外国建筑师们又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不同认知，所以设计的作品也具有很大差异性。这就像库哈斯“拥挤的文化”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一样，如果将城市看作一栋建筑，将摩天楼群体看作生活在建筑里的人们，那么从建筑的外表面上看，即远观城市的天际线，它与其他大都市没有差别，但内部的生活状态却非常复杂，同一栋建筑中发生着无数毫不相干的偶然事件，好比城市中摩天楼各执一词标榜自己。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成为以摩天楼为核心的无数个街区的连接，城市变成了复杂性和矛盾性的集合体，当摩天楼所象征的含义变得多样化时，城市所要表达的态度也将变得含糊起来。

于2008年最终建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陆家嘴地区第二座标志性超高层建筑，由森大厦株式会社投资、KPF建筑设计事务所(KPF on gooood)主导设计，竣工后曾超越金茂大厦，成为上海第一高楼。KPF事务所成立至今，先后设计了上百项以高层建筑为主的大型公共建筑，被誉为“最成功的高层建筑事务所”和“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创作集体”。KPF的设计理念从现代主义继承而来，同时对城市环境与文脉非常重视，努力通过建筑的个性来反映城市的复杂性，或是把城市的特点纳入到建筑中去。事务所合伙人之一威廉·佩德森认为当代城市最主要的部分是高层建筑，它主宰了城市的组织结构与性质。城市建筑总是存在于复杂环境中，要和其他建筑或自然相沟通并和睦相处，就要尊重环境文脉。建筑既要处理好自身内在的要求，也应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限制，是一个解决矛盾的过程。如上所述，浦东的城市环境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城市面貌，相比于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如设计者所希望的既能够体现伟大而高贵，但同时也要兼具宁静和从容。“地方的主题夸张到巨大的尺度，可以将事物原有的意义改变到荒谬的程度……在浦东几乎每栋新造塔楼都力争有可以接受的形式与性格，相对这一视觉不和谐的背景，只有一个高耸、简洁的价值对这一建筑所要求的表现才能取得成功。”因此，KPF选择以非常简洁的几何体线条来控制建筑的收分和走向，基底为正方形，通过两个曲面逐渐将两个对角收归到另一条对角线上，建筑顶部在斜对角的长条形平面上升起一个中间开圆洞的观光台。这一方一圆中隐藏着对于地域文化的含蓄表达，即象征着天与地。“‘地’的符号实际上是一块状如四边形棱柱体的黑色石块，称之为‘Sung’（玉琮）；‘天’的符号则是一种中间带孔的圆形发光石块，称之为‘Pi’（玉璧）。在这个设计中，方的造型可以说是通过一种有着超大直径的圆形雕刻出来的，因此，从建筑外形上看，带有曲线的表面设计其实是这种超大圆形的片断。最初设计的顶部圆孔是开放式的，这既有利于减缓风压，又代表着中国的‘月亮门’。但这并不构成这栋建筑的基础概念。”在复杂和矛盾的背景下寻找一种简单清晰的语言来作为一座城市的叙述，在城市走向“国际化”“无差别化”的道路上间接地表达对于环境和文脉的关心，最终结果也是成功打造上海的城市形象，取代金茂大厦成为上海的新地标，从这一点上，KPF是高明的。设计者对项目定位非常准确：“这不是我的大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森先生的大楼，它属于中国，并有望成为可以代表中国人民渴望之情的标志符号。环球金融中心具有简朴而宁静的外观设计，我相信，它一定会以一种强壮而端庄的姿态屹立在浦东，给天际线增添一种稳重的品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环球金融中心的建设比较波折，这个简洁宁静的造型从构思到落地始终被复杂的社会经济变化和文化语境所牵绊。早在1995年，环球金融中心就取得了土地使用权，由森海外株式会社等37家企业和基金会联合投资，KPF事务所设计，并开始了桩基工程。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项目因资金短缺而被迫中断。3年后项目重新启动，但设计高度从原来的466米增加到了492米，造价也增加了近一半，而此时地下桩基已经打好，这意味着增高后的建筑需要用更轻的结构来抵御风荷载，并且建筑比例和设备配置也要相应更改。当新的设计方案完成并公布后，引来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工程再次搁浅。KPF的修改方案为：在顶部圆洞中增加一个连廊，被称为 “中日友好之桥”，但由于圆洞的几何形式太鲜明，且在中国文化中被认为与日本军国主义有关，像是“两把武士刀插在中国腹地，托举起日本的太阳”，因而不被民众所接受。2004年项目重新招标后，由本地建筑公司承包，方案顶部被改为现今的梯形洞口，并最终于 2008 年正式完工。对于最后呈现给世人的建筑形态，想象力丰富的普通民众也没有放过这个再度意象化的玩味机会，给它取名为“开瓶器”，“三件套”的第二件由此诞生。在历时十年的设计修改和停工复工的坎坷历程中，决定设计质量的是建筑事务所的能力，但决定项目能否落地的却是更复杂的力量：资金、技术、政府决策、社会影响、文化认同。一方面，建设过程的复杂性体现的是社会力量的复杂性，形象变化的不确定性反映的是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摩天楼所具有的标志性不仅在于其文化隐喻和技术运用，还在于其本身的存在便意味着一种胜利。另一方面，摩天楼作为城市层面的象征物，必然受到地域经济、文化甚至民族性的深刻影响；作为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又不得不服从于全球市场、技术水平、政府力量以及公众舆论之间的较量。

上海中心：技术与生态的探索|Shanghai Center: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cology

这场摩天楼竞赛有点像世界奥运会的意味，每栋楼都在为各自的国家或城市的荣誉而战，竞赛的宣言是“更高——挑战更高的高度，更快——花费更短的时间，更强——运用更先进的技术”。超高层的世界里似乎没有极限，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们永远想不到未来会出现哪些令人惊叹的巨构工程。同时，随着生态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筑领域也在向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对于超高层建筑这一既不经济又耗费资源的建筑类型，建筑师和结构师们正在探索更加绿色的清洁能源、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高技节能的表皮和节材高效的建造方式。此外，当摩天楼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后，这个庞然大物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变得愈加清晰。一栋建筑容纳的人数增加，与之配套的服务设施也相应增加，摩天楼实际上所占用的城市空间资源是其占地面积的几倍；道路不得不加宽以接纳更大的车流和人流；建筑的阴影投射到接连几个街区，这“阴影”包括但不限于阳光、风环境、视线和空间感受。建筑内部的环境也未必宜人，失去与地面的联系意味着失去与大片自然环境的联系，人们过分依赖机械装置进行通风采光，相似的平面结构缺乏空间的变化，过高的高度还带来疏散的困难。

值得庆幸的是，亚洲这片“试验田”上的快速建设给了设计师们很好的机会去探索这一建筑类型的改进方式。随着城市扩张由水平面延展变为三维化拓展，城市功能配置也开始在垂直方向进行。首先是垂直立体交通系统的诞生，然后是城市功能综合体的出现，接着建筑内部功能在不同高度空间上有了不同分配。建筑与建筑之间、建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建筑单体建设向城市一体化方向发展。摩天楼成为城市生活的巴别塔，成为一座垂直之城，容纳了多种功能和多样的活动。内部空间开始突破楼板和幕墙的限制，共享空间备受青睐，甚至浅根系植物也被引入公共空间形成“空中花园”。通过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回收利用以及“呼吸式表皮”等方式，摩天楼也能踏入LEED绿色建筑评估的获奖名单里。短短20年就获得了如此多技术的进步和设计的突破，这也许正是得益于这条“更高、更快、更强”的竞赛精神。

上海中心大厦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商务区，占地约3万平方米，是上海陆家嘴摩天大楼建设计划最后的压轴工程。其建筑设计方案由美国Gensler建筑设计事务所完成，总高度632米，总投入超过148亿元。大厦于2015年建成，因其螺旋状的外形直入云霄而被调侃为“打蛋器”。建成时是世界第二高楼、第一绿色高楼，并与紧邻的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共同构成浦东陆家嘴金融城的“金三角”。上海中心项目的规划初衷是否是代表中国向“第一”冲刺已不得而知，但它的确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截至目前是国内第一高楼；首个同时获得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三星级标准和LEED金级认证的摩天楼；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观光厅“上海之巅”；国内首次在超高层建筑全建设过程采用BIM技术，建造出国内最复杂的幕墙系统；安装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梯等。集多个头衔于一身，上海中心作为权力象征的目的已经达到。做室内设计出身的Gensler建筑设计事务所对于建筑造型和内部空间的打磨，使上海中心在城市性方面成为超越前辈的佼佼者。

Gensler 希望作为城市地标的上海中心能反映上海的文化传统和市民生活，因而在设计中通过院落和路径的叠置影射石库门和里弄的形态，形成“垂直院落”的概念。设计所运用的新型幕墙体系和中庭解决方案突破了传统摩天楼的单层空间结构，并利用双层独立幕墙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共享空间，改善了室内环境和空间体验。为了降低台风的风力影响，设计借助参数化技术生成了不对称的螺旋造型，由于设计和结构的优化而节约的材料成本达5800万美元。大厦采用了风力发电系统、雨水回收利用、冷热三联供系统等多项绿色技术以回应生态环境问题，营造良好的室内外微气候环境。上海中心对于建筑与城市关系的考量，无论是塑造城市天际线、完善陆家嘴核心区功能配套、改善城市风走廊环境，还是通过设计和技术创新增加自然、人文和科技的含量，都是使摩天楼重新获得本体意义的尝试。正如美国建筑师亨利·库白曾提出的“市民摩天楼”概念：一种面向城市开放的，而非以统治性的姿态参与到城市中的介入方式，是未来高层建筑应有的品质。未来的摩天楼应当脱离孤芳自赏的状态，在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和设计层面改善摩天楼与城市生活的关系，重拾建筑的实用价值。

当城市处在跨越式发展和形象转换的关键时期，摩天楼承担了许多本身以外的含义，包括但不限于城市形象的塑造、经济发展的里程碑、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观的体现。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驱动下，中国与世界产生的互动与联系愈加频繁，外国建筑师和他们在中国的作品作为全球互动的一种媒介，承载着文化与价值观的双向流动，摩天楼最终体现出的是世界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引导和中国对全球力量分配的影响。

SOHO在上海
SOHO in Shanghai

SOHO模式原指一种弹性的能自由掌控时间地点和工作方式的居家办公模式，也用来指代一种时尚、轻松、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SOHO提供的空间往往规模不大，但功能灵活多样，环境舒适亲切并且设计可以非常个性化。然而在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SOHO建筑，部分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的居住需求远大于办公需求，对于开发商来说，住宅比办公建筑利益更大，并且SOHO工作方式还没有被主流家庭所接受，因而其建筑类型往往被同化为商住楼或办公楼或是城市综合体。近年来，SOHO逐渐成为办公建筑的一个招牌或是卖点，忽视其内部功能空间设计的创造性。而SOHO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将同样具有品牌推广能力的摩天楼作为企业的营销手段，借建筑大师们的名气来捧火自己的生意。

SOHO中国成立于1995年，由董事长潘石屹和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张欣联手创建。 SOHO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开发并持有多处高档商业地产，其建设项目均成为城市建设中的里程碑式建筑。在其内部设计理念中，所选项目必须配备一流的设计团队，具有一流的设计水准，所邀请的设计团队都是世界知名建筑师，他们具有十分专业的素质和国际高水平的建造经历，对建筑风格拥有独到的见解，同时又能成功吸引广大群众的眼球。前身为红石实业公司的SOHO中国凭借“长城脚下的公社”初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并荣获首个威尼斯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大奖”，之后迅速成长为在业内外都具有极大公众影响力的房地产公司，其首个新一代SOHO项目建外SOHO曾作为新北京的城市形象而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北京宣传片以及众多世界品牌的广告片中现身。

在房地产市场和公众舆论中获得的巨大成功验证了SOHO中国将产品本身作为品牌推广的商业战略，促使其着手于更大胆的地产开发——邀请更前卫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来设计他们的产品，客观上让不少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建筑设计变为现实。另一方面，SOHO 产品的造型越夸张，理念越颠覆常理，越能够引发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企业的品牌宣传效果就越好。换句话说，SOHO建筑对于企业的意义和摩天楼对于城市集权者的意义一样，是一个能在全世界打响的高端品牌，是为企业赢得新一轮地产业务的资本。《人民日报》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基于其对商业独到理解，他不单纯追求开发规模和营业额，更注重建筑的长远价值，强调要做中国的、当代的建筑。因此，他所开发的每一个项目都在商业上取得空前成功。”这是一种讨巧的双赢战略：大师笔下的摩天楼成为企业的营销工具，建筑师本身也提高了社会知名度。

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和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需求，不计其数的外国事务所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成了他们的作品，这其中有来自德国的gmp事务所(gmp on gooood)。它不论在项目建成量还是知名度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欧洲事务所，成了在中国市场最成功的外国事务所。在中国这样靠速度和规模取胜的市场中，他们仍然保持了德国建筑界特有的严谨务实和注重质量，使得他们接手的项目几乎都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清晰认识和严谨对待，他们成了西方事务所登陆中国市场的成功典范。

gmp事务所是“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的忠实践行者。其早期作品展现了强有力的几何功底和对砖砌手法的娴熟运用，显然是深受现代主义先驱们的影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时期的建筑师借一些思辨说辞来宣扬网格作为规划工具的优势，而gmp合伙人认为网格只是能将设计尽量简化的工具之一，“在无法抉择的时候，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最优的解决方案”，或多或少地带着极简主义的意味。gmp并没有要展现自己独特风格的强烈意愿，尽管从许多作品中干净利落的线条和工艺精湛的细部就能辨识出其设计者，这也许是来源于德国人的务实性格，在和每个不同的客户及环境对话的过程中都采用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去应对，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的设计手法和展现形式的多样性，是设计者对特定环境的真诚关注和灵活处理。gmp合伙人之一曼哈德·冯·格康认为建筑设计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对话任务”，通过艰苦的设计过程来回答环境提出的问题。这种“对话式设计”的设计理念表现为简洁、独特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及条理分明的秩序四个原则，四个方面互相影响，相互控制。简洁具有清晰易读的美学价值和便于操作的实用价值，独特性是基于环境差异性和地域文化的一种特定回应，统一性和多样性是在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上取得的平衡，条理分明的秩序则是平衡背后基于自然法则的控制。

对于中国，gmp拥有对中国国情和当地文化较为准确的把握，并且能深刻理解客户隐藏的要求，他们的作品不张扬不造作，总是以谦虚的姿态面对公众和环境，似与内敛庸和的中国文化有几分契合。这也许与gmp在中国的起步发展历程有关。gmp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中国项目是南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在内地二线城市直接与中国的业主和当地设计院的合作经历使得gmp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包括隐藏在国际化面纱背后的现实环境以及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具有急速的特点，在这种快速增长的模式下，建筑缺乏质量保证，因此他们花了更多精力来确保建筑的品质和秩序性，这也是gmp在中国市场急流勇进的背景下作为一股清流脱颖而出的原因。

复兴路SOHO是gmp事务所为SOHO中国设计的优秀作品之一。在混杂着历史文化意味和现代商业气息的老城区，gmp事务所敏锐地抓住了上海“里弄”这一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用理性主义的语言在现代化的建筑空间中表达出来。基地原有密度较大的里弄式建筑群，新的商业办公建筑没有采用平铺的方式覆盖整块基地，也没有用集中布局的方式留给城市空旷的广场，而是延续了城市空间与建筑空间交织混合的方式，以遗留的城市肌理弥合了老街区与新街区之间意义重大的交会之处。道路的组织方式隐约可见中国古代城市的棋盘式格局，一条中轴线道路连接中心广场和周边主要道路，为整个基地确立了基本秩序，穿越建筑的纵横巷陌为发生在邻里空间中的各种活动提供了可能。利用格式塔手法，底层商业大空间被分隔为9个长条状坡屋顶建筑，形成协调统一而富有变化的空间序列。在建筑沿街面上，建筑基地的不规则错动很好地适应了复杂的基地边界，并形成尺度宜人的开放空间，呼应周边的传统城市环境。在立面造型上，建筑群回避了一味仿古的装饰元素，而是为其打下独特的烙印：浅色宽窄不一的石材饰面板塑造了抽象画般的肌理，玻璃幕墙的深色金属框架与浅色条带装饰形成鲜明对比。高层办公塔楼的立面采用了3层高的竖条百叶，与低区商业建筑立面形成不同的韵律，在多样的建筑类型中取得了风格的统一。复兴广场对于传统文化特质的转译含蓄而谦逊，与传统文化符号并未斩断关系，却表达了引领现代建筑潮流的态度。

▼复兴路SOHO

gmp事务所在上海的另一个佳作是曾获得由美国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CTBUH）评选出的中国高层建筑优秀奖的外滩SOHO (点击蓝色链接查看更多)。这一项目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处理与周边建筑和环境的关系以及塑造黄浦江沿岸的城市天际线。基地位于新老外滩的交会处，东邻黄浦江，具有老外滩面向新时代的转变的时代寓意，而外滩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历史建筑如何与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外滩建筑相互衔接，是设计面临的一个难点。一个具有古典模数比例的方格网式立面也许能够做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但从具有多元风格历史建筑中选择恰当的模数比例的难度也不小，并且从立面细部来刻意模仿历史建筑是否也是对历史文化的不尊敬。gmp把目光聚焦于古典建筑特征分明的轮廓，建筑上部层层攀升如塔尖的形态为我们勾勒出对于古典建筑的模糊印象，也是为外滩历史街区错落的天际线作收笔。轮廓内部则用具有强烈指向性的竖线条来填充，使建筑充满积极向上的活力，强烈的虚实对比和均质的肌理模糊了观者对于建筑内部功能和外部细节的感知而去欣赏一件象征外滩蜕变的雕塑作品。从东西方向看，SOHO完全展现出其现代性，线条的宽度变化刻画出丰富的光影层次，建筑像是换了一副面貌以迎接新时代。在裙房的处理上，gmp也强调了石材勾勒出的轮廓而弱化了黑色玻璃的隐藏内容，但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透明性。这些精致的线条均由两个斜面上石材饰面相交的锐角形成，石材拼缝和转角关系都经过了细致的考量，而石材与玻璃幕墙的交接处以及通层的整块玻璃分格更体现出gmp对细部设计的严谨态度和对建设质量的严格把关，使得项目既有城市尺度的美学价值又有人体尺度的细腻优雅。外滩SOHO的平面用了与复兴广场相似的处理手法，由错动长条形体块并置而成的建筑单体对基地边界有很好的适应性，同时使室内获得充足的自然光照，错动之间又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广场，一条贯穿东西的曲折步道将这些小型广场连接起来并一直延伸到外滩广场。基地内还设计了多条步行线路和多个车辆出入口，以提高场地与周围街区和城市空间的渗透性，共同形成富有趣味的滨江城市带。“该建筑的形式和组织方式明显遵循了经典的范式，但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各个角度上，这个历时良久、因地制宜的设计方案都光彩夺目。”

扎哈·哈迪德与凌空SOHO|Zaha Hadid and the Sky SOHO

融合和对立是相对的。当我们周围的95%都是平庸，日常之外总也需要一些城市的点睛之笔，即所谓的地标性建筑。很难想象，如果所有的建筑师都像扎哈，那将是城市的灾难，就如一个人一身素色，需要一件亮眼的珠宝来提升一下，扎哈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Zaha Hadid Architects on gooood)。

扎哈在全世界的建筑师中算是特立独行的一位了。她的设计风格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幻想和不拘一格的时尚，其作品被认为是直觉和感性的产物，甚至对一部分人来说是精灵古怪而难以理解的。有人说扎哈其实是一位艺术家，算不得建筑师，因为她在用雕塑的手法做建筑，为自己设计艺术品，而从不考虑建筑环境和地域文脉。但如果仔细研究扎哈的设计历程，便会发现扎哈非常理性的一面。扎哈的好友、曾经的同事库哈斯在《直觉的理性与理智的感性》中评论扎哈：“在项目刚开始或建成之前，她的作品倚赖直觉，而我们的作品依靠理性；而一旦项目完成后，我们的作品成了直觉性的—— 或者说不那么复杂——而她的作品却是图解性的。”

扎哈在英国建筑学院学习的时候就表现出来极高的数学天赋和抽象思维，这段学习经历对她日后的创作有很大帮助，并给予她很强的图解能力和造型能力。天赋异禀的她曾在OMA(OMA on gooood)工作，但OMA的先锋创作远远满足不了更加前卫的扎哈。于是在1979年，扎哈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在“香港之峰俱乐部”竞赛中摘得桂冠，一举成名。这个方案将建筑和自然整合在一起，通过碎片化的建筑形象，重新诠释了基地为设计提供的丰富可能性，也表现出非恒常的、无次序的解构性，由此提出对现代主义的反抗。尖锐的交角和硬朗的直线具有飞腾的动感，虽然还不足以体现扎哈后来所追求的极致的流动性和自然性。扎哈认为她的建筑是“无重力”的，是飘浮在现实的上方而不受地面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置场地条件于不顾。相反地，她的设计反而对环境非常敏感，因为设计过程中必须非常关注基地环境特征，并能用恰当的形式来驾驭特定的环境，且每一条曲线都经过细致的推敲和反复的试验而得出最佳结果。相比于与既有城市面貌保持和谐，扎哈更看重的是建筑所能给予城市的东西——更加公共化和城市化的空间。“如何对城市环境做出回应并通过一种地面几何学意义上的新平面去打开空间、如何使空间更为公共性和市民化更让我感兴趣，而空间的操作都是依项目的整体功能组织格局决定的——无论是将它层化、压缩还是扩展。最主要的讨论点是如何处理城市中的楼房、如何应对地面条件。我的兴趣在于如何开放地面，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扎哈还引入了地质学上“地形”和“景观”的概念，来强调其流动性和开放性。在这一点上，扎哈可以说是理性的，她要创造的是一种向城市开放的建筑景观，她能够清晰地建立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把握空间的流动关系，使艺术性创造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下。

如果扎哈的理智分析与直觉创造的两面性使人难以理解，那必然是因为扎哈的建筑是为“梦想”而造，为“未来”而造，而这种面向未来的建筑观无关理性或感性。她试图推翻由现代主义和历史传统统治一百多年的建筑世界，以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扎哈在回应对北京SOHO现代城方案与传统关系的质疑时说：“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满足我们梦想的形制，为了未来而建造。……我们试图为城市建造一个新的平台，它可以在其上真正地发展。”扎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建筑已不存在，未来的城市应该破旧立新，通过“擦去一切东西，开始一个新的样式”来获得其现代性，或者说是未来性。她对于空间公共性和市民化的追求，对交通和流线的考量，以及对景观环境的塑造，都基于面向自由的城市观和未来观。而对于都市背景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更多地是从建筑单体、从形式语言方面突破创新。

她对于独特性有非常强烈的追求，唯一、不同、原创是她的设计宣言。她将自己看作引领新时代潮流的那个人，从20年前便开始试验一种与众不同的建筑语言以创立独特的设计风格。但她做设计不是为了表达个性，而在于创造“ 影响力”，这也许与其早经历有关。通过独树一帜的设计风格和态度，她确实在全世界确立了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扎哈的设计理念中可以发现，其“未来感”“独特性”和“影响力”正是SOHO中国所需要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扎哈在中国大陆的九件作品中有四件都是SOHO中国的项目。另一方面，扎哈的客户正是因为看中“扎哈曲线”这一符号才邀请她来设计的，因而许多作品的操作手法和形式表现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凌空SOHO是扎哈的SOHO项目中最具流动性和未来感的作品，它为城市创造出的建筑景观和空间体验颇具震撼力，使之成为SOHO中国在上海的又一新名片。

凌空SOHO位于上海大虹桥交通枢纽区，区域内聚集了信息服务业、航空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等产业。扎哈准确地抓住了基地区位的特殊性，希望通过流动的建筑来创造一个介于城市和建筑之间的交通枢纽。考虑到虹桥枢纽与城市中心之间密切的交通往来，设计首先将SOHO功能置于四栋平行的板式高层中，使东西向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基于不同平面之间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对于城市的透明性，楼与楼之间在不同高度架起了连廊，与主体之间进行柔和过渡。在城市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交通和流线将变得更为复杂，建筑形体和方向产生了扭曲。在建筑与城市的频率共振下，建筑也变成了城市通廊的集合，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平面走到另一个平面而不会被建筑阻碍，也不会受制于垂直方向的分裂。这样的建筑自然需要以流动的曲线来塑造，并使建筑和场地景观融为一体。在先前的银河SOHO和望京SOHO(点击蓝色链接查看更多)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通过创造多个地面获得公共空间的操作手法，只是凌空SOHO做得更加极致，不仅在同一平面上创造流动性，还让垂直路径转化为平面之间的位移，并从造型上建立平面和立面的连续性。通过这些连续起伏的空间变化，建筑营造出“峡谷与连桥”的壮观场景，如同建筑成为人们脚下起起伏伏的山丘与谷地。对于摩天楼来说，功能与空间的高度集约化往往带来城市层面上的空间隔离，造成地面层公共领域的拥挤和社会交换的障碍，而扎哈所做的正是通过多级地面和连桥坡道使之集中横向发展，打破摩天楼的封闭性。 “塔的造型将在大都市里有一个新契机，建筑的和谐、流畅（高质量的）可以缓解城市的拥挤感。”扎哈说，“将来比现在看得更清楚，这个超拥挤的环境将会被利用，以适应各种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秩序用不同的手段来协调，显得更清晰有序。建筑设计的任务将更加关注方位和交通的清晰连接。”

隈研吾建筑事务所与虹口SOHO|Kengo Kuma & Associates and Hongkou SOHO

隈研吾的建筑观如他所说：“建筑自身存在的形体是可耻的。我想让建筑的轮廓暧昧化，也就是说，让建筑消失。”他理想中的建筑不是高高在上的自我标榜，而是非常低调地“消隐”在环境中。这种设计哲学与日本的“耻文化”有关，他的“负建筑”理念都流露出东方文化中的集体意识和以退为进的思想。他对材料的研究非常细腻，为了消除建筑的建筑性，使之最大限度地融合在环境当中，他往往使用与混凝土“立场相反”的具有温柔属性的天然材料，并通过将材料分散或制成碎片，来化解由整体性带来的存在感。因而，以木材为主的格栅成为隈研吾作品的风格化符号之一。虽然其作品在布局和形态上都对各自的场地环境有所呼应，但总体来说，对建筑材料和表皮的过度关注使作品从效果上来说有些同质化。由此来看，不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作品呈现的结果，似乎与摩天楼所具有的引人注目相矛盾(Kengo Kuma & Associates on gooood)。

面对SOHO中国的邀请，他给出了不太一样的答案。从建筑布局和场地关系上，建筑与环境的融合是成功的。三里屯SOHO通过分散式布局和贯穿建筑多层的开放步道来加强建筑对于环境的渗透性，柔和的玻璃曲面和幕墙上错动的铝板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型综合体的体量感。在虹口SOHO (点击蓝色链接查看更多)中，场地中部留出一条东西向通道联系利通广场与周边居民区以提高交通的便利性，同时北部裙房面向利通广场的大屋檐和楼梯形成了引导性的空间，将地铁站的人流引入建筑内部。而在隈研吾擅长的表皮处理上SOHO却无法摆脱作为摩天楼的象征性与特殊性。三里屯独特的肌理和形态恰恰使其从周边建筑中脱颖而出，而虹口SOHO中由三棱柱扭转而成的白色穿孔铝板表皮在深色玻璃背景下显出强烈的光影效果，具有很强的现代感，似乎并不能融入四川北路富有历史气息的街区。隈研吾打趣地说：“建筑其实也有权利成为一种象征，挑战（建筑）材料的自身逻辑也许是个错误。”

虹口SOHO的室内设计也是出彩的部分，高低起伏的顶部格栅与建筑外表皮相呼应，塑造了视觉上的流动感。但表皮的这种流动性与扎哈的空间流动性完全不同，只表现出建筑的轻薄感和界面的透明感，而缺乏与人实质上的互动。这也许是因为建筑为了消隐，刻意与人保持距离，使人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更未曾尝试掌控和改变人的活动状态。进一步抛开材料和表皮的游戏，隈研吾所设计的SOHO似乎缺少些什么，它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城市语境中过于沉默，既不夸张随性，也不保守理性。它就像日本传统文化一样自相矛盾，不敢公开标新立异，却又不甘于平庸，因此隈研吾选择了一条违背常规的路来暗中表达自己的抗争，同时从表面上给自己套上一层不受外界攻击的保护壳。

▼虹口SOHO

非对称交流
Asymmetric communication

自20世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热”作为新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热潮，西方建筑学在发展“困境”中遇到了中国这个新生市场。全世界的建筑匠人纷至沓来，先是作为近邻的日本，随后是领跑世界的美国，再是艺术氛围浓厚的欧洲，这些国家的优秀建筑师们在短短二十几年里迅速涌入中国，在大城市中留下许多令世界瞩目的建筑作品。据统计，北京市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收到的232件项目提案中，有48%是委任国外建筑师设计的，14.7% 是由合资企业设计的，而最终建成的项目则全部是外资或者合资企业的作品。

这与其说是“崇洋媚外”的表现，不如说是全球范围内供求关系平衡的结果。20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公共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正旺，像极了19世纪末的芝加哥和战后重建中的日本。然而，与后两者不同的是，在中国，大规模建设至今尚未催生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建筑师群体。有学者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建筑学发展迟缓，本土建筑师人才极度匮乏，也有人认为外国建筑师的涌入极大地冲击了本土建筑师探索重构中国建筑学的道路。与中国古代匠人的营造方式不同，现代建筑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门“外来”学科。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增加的现代化建设需求，越来越多的国内重大建设项目选择了邀请国外知名建筑师来设计或参与设计。这些知名建筑师也凭借着其蜚声中外的国际影响力为宣传中国形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长期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历史给决策者们留下了“西方等同于现代” 的执念。反观美国和欧洲，建筑行业正在走向下坡。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程度已经达到75%以上，城市基础设施趋于完备，私人土地开发也接近饱和，建筑事务所的工作越来越被迫聚焦于旧房修复和小型项目的精细化设计。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平均每50人中就有一名建筑师，这一比例在中国是一千五百分之一。加之欧洲经济危机频繁出现，国外建筑师的日子并不好过。全球建筑行业的天平已经倾斜向新兴市场——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中国市场提供的机遇拯救了许多经营惨淡的建筑公司。SOM在金茂大厦设计竞赛中的最后一搏挽救了其在芝加哥风雨飘摇的建筑事业，gmp借助在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业务优势赢得了在欧洲建筑界的一席之地。

在中国，这些外国事务所体会到了什么叫作“高速发展”：多线并行的工程项目，极其短暂的设计周期，摇摆不定的甲方业主，缺乏技术的施工队伍，以及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然而这些问题在公司利益和个人理想面前算不了什么——中国吸引他们的不是昂贵的设计费用（实际上并不都非常多），而是能够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和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扎哈·哈迪德评论中国是“一张可以用于创新，不可思议的空白画布”。

上海新天地的设计师本杰明·伍德说：“在中国工作的极大好处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回报……其益处还在于你可以创造在美国绝不可能实现的设计作品。”还有建筑师直言：“大家都在做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很难做到的建筑类型，不是因为它更昂贵，而是因为真的很大胆。来自世界各地的办公室都来到中国，因为他们发现在这里有机会做他们无法在本国做到的事情……在中国，我们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我们甚至完全可以重新思考城市运作模式。”中国的硬件设施建设成就令全世界感到震惊，日本知名媒体曾发文称：“中国不仅仅在举办国际盛事方面，在建筑和城市景观建造方面也将全面超越日本。”

中国市场对这些外国建筑师的作品有着更加令人震惊的包容性，这是一种“纵使在西方也未能期许的开放性”。我们能看到SOM、MVRDV(MVRDV on gooood)、库哈斯、福斯特(Foster + Partner on gooood)等风格迥异的事务所在一个商业项目中同台竞技，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城市建设陷入一种几近疯狂的状态时，设计似乎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建筑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等待着被人开发和投入使用。雷蒙德·阿伯拉罕形容这个过程“如同种植野草”，这种廉价量产的发展模式值得引起建筑师们的警惕。审美观缺失的业主的要求、知名度的诱惑以及标新立异的追求导致一些城市诞生了“奇奇怪怪”的建筑。当前城市的重大建设项目大多交给外国知名建筑师来设计，但这不代表受邀建筑师一定擅长这类大型项目，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社会和市场有充分认识。被法国外交部称为“法老王的建筑”的国家大剧院在敲定最终方案时，曾收到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以及业界157位学者专家的联名抗议信。信中指出了保罗·安德鲁的大跨外壳设计不合理、对周边环境不尊重以及造价昂贵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这样的大剧院如果建成将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学界声讨仅仅使工程延期一年，最终还是按照原方案建成了。普通大众原先对这颗巨蛋褒贬不一的议论竟也在轮番上演的闹剧中逐渐趋于认同。中国最令人惊讶的“开放性”不在于对所有设计提案点头言“是”，而是当出现“否”的声浪时，政府的权威性和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感会让所有批评者缄默，转而投入下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项目中。民众似乎也对频频“空降”在城市中的奇怪建筑习以为常，将其作为坊间笑谈。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对新奇作品的容纳度，既可能带来拯救当代建筑界的大师作品，也可能会颠覆中国的城市结构和社会认知。

策略|Strategy

外国事务所在中国的业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项目对接到方案深化再到施工配合，各个环节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广州歌剧院(点击蓝色链接查看更多)在建造中暴露出的施工技术质量问题给了扎哈一个教训，使其在以后的设计中特别注意建造方式和施工团队的选择。除了层出不穷的技术质量问题，国内建筑师强大的模仿能力和快速增长的数量，国外新兴建筑事务所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市场，所有这些都已经开始给先一步进入中国的外国知名建筑事务所造成压力。这些局面迫使他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市场中扬长避短，采取一些发展策略。

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SOM、KPF、gmp等著名外企采取了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并招募大批员工来同时进行多个项目设计的策略。他们中有些试图寻找项目中设计与效率的结合点，有些则在维持基本质量的基础上以报价和效率为突破口，而以上这些共同之处则在于，他们都讲求经济高效，因此他们在较量中总能获得成功。gmp为保证分公司设计质量和设计风格的统一，内部已形成较为完整且详细的设计模式，员工的任务就是习得该事务所的设计模式并且运用到一般项目中，而重大项目仍是由合伙人及分公司负责人来领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在这几家公司中最善于把握商机并赢得竞标，为适应总部与中国的时差设立了24小时开放模式，从而能够随时把握在中国的项目进展。同时，福斯特还善于紧紧抓住可持续和高技术的专长与中国建筑风向标的结合点来建立优势。但是，量化设计的发展模式使得商业公司不能保证每个作品的高质量和独特性。当技术不再成为壁垒时，创新性和高质量将重新成为竞争的主题。

对于坚持走明星路线的外国事务所来说，形成具有辨识度的理论或作品是关键。记者出身的库哈斯在学术界和建筑行业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源于他对于社会问题具有相当的敏感度。他认识到建筑在现代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经济和政治意味，因此总能在适应文化和挑战规则中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话语工具。至于他在中国的建筑作品，则饱受争议，其颠覆常识的造型和高昂的造价是最受诟病之处。建筑师俞挺认为：“库哈斯的短板是他没有创造形式的能力（即造型能力）。”但这并不妨碍库哈斯借助图解和天赋来构建具有冲击力的建筑，还使他在正面和负面的一片评论声中提高了知名度。同样来自荷兰，在建筑与城市密度都有理论建树的MVRDV却在中国土地上屡遭战败。荷兰与中国的高密度城市环境是相似的，但不代表城市需求和文化意识是相似的。在深圳光明新城总体规划、中心区塔楼等项目中的挫败使其意识到，“最大的优点同时也是最大的弱点。以密度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无疑正中当代中国高密度城市发展的下怀，但是声称不重视形式却每每展现夸张建筑形式的MVRDV遭遇了过于强调建筑形式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但他们在高密度城市发展中对建筑形式和城市关系的创新研究带给中国建筑师许多启发。而对于富有个性的扎哈来说，她的作品就是她的标签，不需要理论创新作为设计支撑，建筑夸张的造型与流动的空间便是她的创新点。

冲击|Impact

外国建筑师留给中国的这些作品极大地改变了一线城市的面貌。有意思的是，那些设计极其大胆、引发社会争议的建筑，上海似乎没有北京多，除了为 2010 年世博会而建的带有实验性的建筑。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上海的城市规划特别是在遗产保护方面要领先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这不仅是因为上海是中西方学科知识交融汇聚的地方，还因为其城市规划发展脉络在百年中延续不断。二是上海在全国格局中扮演的经济向导角色。上海由于历史原因，这座城市在政治上仍然偏向保守，这一点从上海商城的美国业权禁用进口房车的规定上可以看出。北京建设大量标志性建筑的目的在于树立权威和国际形象以及承办大型赛事，因此尽管一些非常大胆而昂贵的设计受到学界和大众的反对，但还是在政府的推动和各方资助下建成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标志性建筑反而成为北京人认同感和自豪感的来源。“鸟巢”的设计师之一赫尔佐格评价说：“在这里，每个人都被鼓励做出看起来最愚蠢及最奢华的设计。他们并没有在所谓的好品味与坏品味、最简约和最具表现性之间，定立明确界限。”库哈斯则将其归因为权威体制的优势和领导人的冒险精神。而在上海，受到政府意志影响和城市规划严格控制的项目主要集中于南京东路、外滩和陆家嘴区域，此外绝大部分外企参与的项目都是由开发商主导。开发商在创新方面是既激进又保守的，激进是因为他们希望利用建筑在商业和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反响来加强企业宣传，保守是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他们不敢迈出过大的步伐，以免摔下擂台。与上海类似的广州便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库哈斯和扎哈的广州歌剧院方案竞争中窥见一二。库哈斯的方案是对剧场传统模式的挑战，带有极强的实验性和理论性：他将观众席设置在米白色卷曲的折叠界面里，舞台则安置在旁边黑色的金属框架中，观众需要通过一个巨大的洞口才能观看演出。扎哈的方案则一如既往地充满流动感与未来感，不规则的外观由三角形网格包裹，内部倾斜的墙壁和屋顶给人以全新的空间体验。业主显然不敢将自己的项目用于建筑师个人理论的试验场，他们宁愿选择空间与造型的视觉效果的创新，而不是剧院模式的颠覆性创新。而扎哈方案中海边卵石形象的文案表述也许是恰好与当地传说挂钩了，毕竟对于我行我素的扎哈大师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来说，融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一种苛求。

外国建筑师和他们的作品是中西方建筑学交流的重要桥梁。它们将西方当代最新的建筑理论和设计模式输送到中国，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技术输出”，而中国反过来为西方建筑学界提供研究和实验的平台，相应地称为“市场输出”。这种全球化下的资源再分配方式在质和量上还不能达到对等：外国向中国这片“空白画布”输出的东西显然要比中国能提供的经验和理论要多。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建筑师之一，刚刚故去的约翰·波特曼在接手第一个中国项目上海商城时发现，中国房地产公司没有任何开发经验，对这样的大型商业项目更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早期的业务更像是一种教学过程，因为我们必须与客户过一遍程序——很仔细地解释我们的计划，造价是多少，回报预期是什么。”波特曼公司的人回忆道，“当我们开始在中国做第一个项目时，没有一家像CBRE这样的公司做市场调查。根据我们这些进入中国做生意的西方人的经验，我们洞察到需要为外国人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开展事业取得成功的地方。因此我们建议把上海商城建成一个大型综合体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地标性酒店（今天的波特曼丽兹·卡尔顿酒店），住宅、办公和商业——一个城中城。”在波特曼的指导下，上海商城被设计成一个以海外驻华雇员为主的多功能混合型建筑，成为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综合体项目的模板。随着本土建筑师的成长和市场供需关系矛盾的缓和，这种“技术输出”与“土地资源输出” 正在减少并有望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与外国建筑师合作设计金茂大厦等项目的过程中，国内设计院学到了处理大规模复杂建筑类型和建造细部的方式，为以后独立承接复杂项目积累了许多经验。此外，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大规模城市群吸引了包括库哈斯和MVRDV在内的一批国外建筑理论研究者们，为城市变革研究和未来建筑学的探索方向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料。

在外国建筑师的启发和刺激下，一些受到良好西式建筑教育的建筑师开始进一步反思国内的建筑理论和设计理念，提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理论构建，如前章所述。西方后批评主义思潮和中国文化自我觉醒激发了国内建筑师对建筑理论的批判性思考和建筑实践的探索动力。一些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建筑师凭借个性化的设计风格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由此开启明星建筑师之路。MAD(MAD on gooood)创始建筑师马岩松最初曾在扎哈事务所学习，后凭借玛丽莲·梦露大厦为中国摘得第一个设计竞赛头奖，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关注，于是转战国内市场，并开始探索不同于扎哈的话语工具作为自己的“招牌式”风格，获得了业主们的青睐。

尽管本土建筑师付出了很多努力，政府和许多开发商对国外建筑师的信任仍然大于对国内设计院和事务所的信任。在这种莫名的好感的影响下，开发商竟能将一项15.8 万平方米开发项目的设计工作交由一名刚到中国工作的24岁的西班牙建筑师领导。这种强烈的态度倾向给了一部分国内建筑师以启发——这些建筑师大多是拥有知名院校学历或是明星事务所实习经历，他们先用外国名字在国外注册公司，再回到国内招募员工承接项目，在设计风格和模式上模仿成功进驻中国市场的那些外国事务所，因而他们的设计方案总能被选中。他们不是真正的外资企业，但却能依靠外企的良好声誉收到很多项目委托。还有少数设计人员直接将外国建筑师的作品照搬到自己的汇报方案中。无论以何种方式，外国建筑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策略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其负面影响是出现许多造型雷同的建筑，以及由各种风格杂糅得到的低品质设计。这显然不利于建筑行业整体设计水平的提高。

▼国外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的主要实践 ©焦昕宇

文化|Culture

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外建筑师来说，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设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对传统的丢失，大多数建筑师在设计中国的现代建筑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某种“误解”。其中，西方建筑师在设计时主要是通过传统元素的拼贴和抽象符号的隐喻来体现中国文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建筑设计院流行一个说法，要想让设计稳妥地通过评审，就在方案中加入中国亭或者大屋顶。尤其是对于桥梁设计来说，两个塔楼加顶部两个中国亭成为那个年代的标准配置（南京长江大桥与武汉长江大桥）。与此相似的是，相当一部分外国建筑事务所在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是依着他们对中国形象的既定认识，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直接嫁接到设计中，如中国红色、斗拱及大屋顶等形式。这种做法看上去像是国内设计师为迎合业主的想法而刻意增加的传统符号。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建筑师对地方文脉的转译变得更加高明。他们喜欢将设计概念赋予汉字拆解和神话传说一类的含义，譬如上海中心大厦的“龙”型设计与上海大剧院的“亭”式概念。这种用传统文化包装文案的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种西方化的“追本溯源”。它逐渐成为许多项目汇报中默认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了建筑学学生的设计。另一部分外国建筑师开始探索用抽象符号和空间组织来表达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以安藤忠雄等日本建筑师为代表，这些人大多对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有所研究，希望通过营造某种意境来表达对文化的理解。

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机制还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社会大众对建筑作品的具象化指代甚至是误读现象。大众的解读方式会影响到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到建筑落地过程以及外界对建筑师的评价。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外来陌生的事物总习惯于取个通俗形象的昵称来消除陌生感，增加几分乐趣，例如陆家嘴的“三件套”以及北京的“水煮蛋”（国家大剧院）、广州的“小蛮腰”（广州电视塔）之类比建筑本身更广为人知的外号。中国自古以来的象形文字表达方式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意识或许能够解释中国人发达的形象思维和善于从毫不相干的事物中发掘联系的能力。与中国式思维相比，西方思维则更追求抽象和简化的客体。因此当央视大楼被调侃为“大裤衩”时，西方建筑师总是难以理解其中缘由。这类标志性建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供社会民众驻足观赏，但大众与建筑师对建筑的解读方式完全不同，他们不需要也不能够从专业的角度来理解设计背后的隐含寓意，更多地是对自身文化的自动关联与娱乐性地猜测。

中国当前的城市发展模式不是独有的，在工业革命前后的欧洲出现过，在未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再现。但中国在全球建筑界引发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竞争的热潮也许难以被超越。外国建筑师成为中西方建筑界交流的重要桥梁，一方面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输送到中国，点燃了本土建筑师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文化特色和思维方式传播到西方。他们的作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而中国也成就了一批外国事务所的复兴。虽然中西方各取所需似乎形成“共赢”局面，但是这个交流过程还不是对等的，建筑学界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世界手中，而中国的实践土壤是有限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互动模式仍将持续，但最终技术和市场的不对等交换应当被共同创新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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