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记录和讨论的2013-2018年，是上海市快速城市化之后的第一个缓冲期，对这一时期上海优秀建筑作品的讨论，既是对过去高歌猛进的回顾和思考，也尝试从中获取洞察未来的灵感。贯穿本书的主线即上海从现代到当代的历程，跨越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建筑师群体上既有本土建筑师也有国外建筑师，空间上从郊区新城到历史城区。作者长期留心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并有效地组织为一个整体，同时也有批判性的观点呈现。本书在纷繁的时空线索中为我们梳理出了一个此时此地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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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段展示

实用主义：栖居魔都

在空中鸟瞰上海的时候，高密度蔓延的都市景观中，除了跳脱出来表征结构的黄浦江和高架路之外，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均质的状态。少数地标建筑混杂在大量的背景建筑中，城市面目变得看不清楚，这是一种并不愉悦的体验。在评论家的视野中，作为背景的居住建筑被刻意地忽视了，它们大多只是有着不同装饰的相似结构，让城市变得千篇一律。然而，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一下这些曾经被大量忽视的居住建筑，它们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现代主义缘起、碰撞和发展，也形成着城市的基础景观，而这中间很多复杂的缘由并不是简单的土地制度所能够概括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细节。

一、背景建筑

在主流设计媒体和评论家们重公建而轻住宅的今天，城市中的居住建筑在“建筑学”话语中被日益边缘化。尽管已经高度商品化的居住建筑设计市场能够提供丰厚的产值，但一方面这些工作大多被大型专业化设计公司所承担，个人明星建筑师们很难在其中分一杯酒，另一方面这些工作看起来并不“酷”，与海内外建筑媒体和明星建筑师们想要追求的时尚标志、格调品味、人文关怀或者特立独行都不沾边。然而，毋庸置疑，居住建筑是城市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下“建筑学”对居住建筑的忽视无异于鸵鸟姿态。居住建筑已经形成了中国城市的景观风貌，也被视为“千城一面”的重要元凶。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野蛮增长的住宅市场创造了大量的设计工作，但由于重复性高且对创新要求低，此类项目被建筑师们戏称为“产值”。随意抽取近10年上海新建楼盘的名字就可以发现两种主流的取向，一种是用如“罗马”“托斯卡纳”等国外地名表达洋气，另二种是则用如“君”“御”“府”等中国风字眼彰显尊贵。这两种主流的审美取向下，居住建筑混合着各种风格扑面而来，然而吊诡的是，在表皮风格速迥异多变的同时，建筑关系却恪守着南北朝向、行列布局的教科书模板。居住是人们存在状态的总和，也是城市社会交往的基础。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生存的毎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生存状况的存在物”。居住是我们认知一个城市的起点。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居住建筑称为“背景建筑”，他们数量巨大然而面目接近，他们是城市巨幕中的背景，却已经改变了我们感知和观看城市的体验。

二、居住：一种城市权利的象征

传统建筑学主要是为权贵阶层服务的。“一直到1876年诺曼·肖(Norman Shaw)设计的位于贝德福德公园(Bedford Park)郊区的中产阶级住宅之前，还没有哪个建筑师能够在19世纪的建造住宅运动的历史中起到显著的作用。”建筑学通过宫殿和庙宇来建构权利的空间。19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冲突引发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罗伯特·欧文和傅里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启蒙运动把理性主义和平等自由思想普及开来，而这也是现代建筑思想的源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欧洲所有工业化强国在内的30个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也直接改变了世界格局。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和空前的城市化推动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蓬勃发展，而其中的精髓便是用工业化、普遍化的方式生产出服务大众的建筑。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序言中写道：“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一个标志，为普通人，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笔者认为，这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精髓，即以最高的效率使城市可以服务更广泛的市民，并从住宅开始把“城市权利”交还给公众。

三、中国式实用主义

我们所创造的建筑和城市空间是社会关系和技术水平的一种直接投射，如果说建筑是一部石头的史书，那么住宅建筑就是一个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和分配方式的诚实记录。

城市多样性的基础是人的多样性，人的多样性优先于形态的多样性，这也就可以解释在如此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中，仍然可以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城市文化。在西方学者痛斥欧洲城市虚伪的同时，他们惊奇于中国城市“地狱般的繁荣”。当下城市的多样性来自于中国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空前流动性。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年都在补充新鲜的劳动力，这些新增的年轻人口能够不断丰富和提升城市的活力。但是随着全国范围的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以及整体城市化速度的显著放缓，我们不得不正视城市的多样性危机，而之前看似温和的“形态的单一性”也会转而伤害“文化的多样性”。西方大板居住区和赫鲁晓夫楼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原功能主义的形态本身，而是缺失社会流动性后的阶层隔离，如果我们任由老公房社区衰退，高档封闭式社区扩张，这种严重不均衡的增长势必会加剧社会隔离，未来贫困人口聚居的老式高层公寓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式城市贫民窟的雏形。

同时，现有住宅供给体系对于南北通透的偏爱实质上造成了对现有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对于现有的行列式布局，增加东西向住宅的比例能够显著提高用地强度，不会造成更加拥挤的视觉感受。城市新区开发中。低密度“宽马路”已经被无数次证明是消解城市活力的帮凶。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已经被验证的城市化规律，未来中国聚居在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还会增长，低密度摊大饼一定是错误的方向。正如前文所述，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产生于对集聚产生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应对，但未来的发展导向绝不是反对集聚，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支撑高密度中的优质生活。人们天然的热爱多姿多彩的生活，这是大城市存在的基础，因而我们必须正视未来城市的再加密过程。在过去的30年里，单元式住宅、行列式布局在提供更高的居住舒适度的同时，损害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而且上海对于建设用地的锁定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人口数量的预估却过于保守，一方面过度驱赶低收入群体可能会导致城市发展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实际居住人口和政策预估人口之间的差值可能会带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供给不匹配。

受制于现代全球同质化的建筑材料和技术体系，对于当下的城市来说实现富有美感的“形态的多样性”可能会很难，尤其是住宅建筑所代表的不动产必须依靠巨量资本的现实累积，而且需要以社会财富和整体审美的进一步提升为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当人均住宅面积已经不是基本问题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在迫切地想要改变原先粗糙的设计和建造模式，因而在建筑师张佳晶的《聊宅志异》一文中，几乎是本能地反叛：“要围合，没有为什么。”无论从社会实质的内在，还是从城市形态的外在来讲，城市都需要增加租赁性住房、保障性住房，以及其他多元化的居住类型，以增强中心城区的高密度混合开发。与此同时，针对存量住宅的更新改造也势在必行，这既是对由建筑记录的城市历史的基本尊重，也是维持居住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集群实践：青浦嘉定的尾声

青浦、嘉定的建筑集群实践在上海新世纪以来的造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李翔宁教授在《青浦嘉定现象与中国当代建筑》一文里写到的，“不管上海的公众是否认可这两个原本属于郊区的新城所发生的建筑实践，至少在当代中国的建筑版图和专业话语圈中，它们已经具有许多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重要性”。青浦嘉定集群实践开始于21世纪初，在这里，不仅很多在国内享有极高声誉的建筑师参与实践，更有大量新锐建筑师在此成长并逐渐成熟，各自形成独立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思想，这里面有青浦新城建设管理中心、青浦区涵璧湾花园等来自国际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也有嘉定新城幼儿园、青浦私营企业协会办公楼等来自相对年轻的明星建筑师的作品。

青浦区和嘉定区位于上海市西部，都是中国文化里最典型的“江南”地区。两个新城刚好在冈身线两侧，分别位于历史地理学上所讲的“高乡”和“低乡”。“低乡”青浦湖荡群集，“高乡”嘉定田高于河，一起诠释出在时空中更为丰富的江南。相对于上海这座已经成型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青浦嘉定是近似于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然而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风貌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却给这块画布带来了天然的印记。在人们的印象中，上海的市中心和郊区是风貌和气质完全不同的地方，为了拉开城市力发展骨架，疏解都市中心人口，上海于新世纪初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城计划。2001年，上海建设郊区化“一城九镇”的目标被提出之后，青浦区便被定位为“新江南水乡”，而嘉定则被定位为一座汽车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相结合的综合性城市。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很多时候城市是人们“集体想象”和“集体记忆”的集合，时间是城市形成文化上的原真性的必要维度。快速的“造城运动”在当代中国是屡见不鲜的，而这其中文化传承断裂、人气难以速成、空间资源浪费等问题又常被人诟病。对于完全空白的基地和周边环境，建筑的场所、文脉的讨论似乎变得空洞，在完全服务于理性的现代城市规划框架内，建筑做成什么样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现代城市规划的弊病或许需要大量的时间来修补，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青浦、嘉定是幸运的，精心筛选的建筑师确保了青浦、嘉定造城的相对高品质。面对在这两片空旷荒芜的白地，“建筑师们以一种充满根基、困满想象的方式构筑着心目中的江南”，他们把自己对江南的理解投射到建筑中，在完全不同的肌理、材质和表达中诠释着不同却又相同的江南。

一、后实验建筑

在西方现代建筑体系中，“先锋性”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词。每一个时间段，建筑师们对于当下既成现状的批判和革新总是促生出一些先锋的、前卫的建筑潮流。恰如学界对于先锋派的概念有着历史学和词源学的不同，建筑和先锋派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从历史学层面来看，“建筑以文化活动的一种特定形式加入到先锋运动中，历史先锋派中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德国表现主义、苏俄先锋派以及荷兰风格派的实践中都有属于建筑的一块或大或小的区域”。在这段历史中，以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为代表人物的“工艺美术运动”倡导重建手工艺的价值并将建筑实践和先锋派运动融为一体。对于这种理解，先锋派建筑思想因为历史语境下的艺术思潮和相关行业的时代变革而被动地获取影响，通过建筑师个人的转译和变通实现在建筑领域的先锋。西方先锋建筑确实在评判性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批判”这一名词最早源于希腊语Krinein，哲学家康德(lmmanuel Kant)以及皮拉内西(piranesi)等都对于城市和建筑有过相关的批判性评价。之后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塔夫里(Mafredo Tafuri)首次将先锋派的理论引入了建筑领域，完成了兼具敏锐视角和批判力量的《走向建筑意识形态批判》。国外先锋建筑和相关理论始终呈现出一种并荣的局面，每当建筑事件出现的同时，相关的理论也会不落下风的跟上，理论为实践提供批判性的指导，而先锋的建筑理论反过来也会催生关联性的思想在实践领域的创新和实践。在这种语境下，先锋性或实验性和落地性的实践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在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中最终实现现代建筑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当代的“先锋性”成长于一片尴尬的土壤，20世纪前期，中国建筑师在东学西渐中逐渐发展出混杂着国际风格和民族形式的现代主义；20世纪中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代主义成为主流；20世纪后期，西方建筑思想的引进带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建构和解构，这些本不该同时出现的概念呼啸而来，冲击之后是持续性的迷茫和焦虑。在20世纪后期主流的集体设计和商业主义的氛围中，与西方的先锋性和关于先锋的批判性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实验建筑”概念。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实验是在科学研究中，在设定的条件下，用来检验某种假设，或者验证或质疑某种已经存在的理论而进行的操作”。实验这一名称本身包含着控制下的尝试这一革命性、创新性的内在属性，同时其研究性质的属性带来的不确定结果也是其区别于主流成熟经验化生产的主要不同。因此将“实验”和“建筑”两个名词进行组合，不仅仅等于一种单一的、可被明确定义的建筑类型或者风格流派，而是为了研究方便或者对于广泛意义上区别于成熟建筑产品的一种统称。

1993年被认为是中国“实验建筑”的元年，这得益于制度改革和经济爆发。《私营设计事务所试点办法》的颁布，使上海、广州、深圳成为举国瞩目下的三块试验田。张永和、王澍、马清运等一批“实验建筑师”开始了最早的先锋性实践，并完成了深圳南油文化广场、席殊书屋、禅苑休闲营地等一系列作品。1999年6月22日，“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性作品展”在第20届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大会展出，张永和、王澍、刘家琨、汤桦、赵冰、董豫赣、朱文一、徐卫国这八位建筑师共同代表中国展出其“实验建筑”作品。2001年，“中国房子”建筑五人展和“土木”在上海和柏林分别开幕，标志着“实验建筑”开始以群体的形式进入国际舞台。2002年，《时代建筑》05期推出“实验建筑”专刊，其中《中国当代实验性建筑的拼图——从理论话语到实践策略》一文指出：“当前的中国实验性建筑的主流实践，是缺失了本质性内容的现代主义以及商业主义和各种西方建筑新思潮的混合。”

1993-2002年是属于“实验建筑”的十年，其基本工具包括两点，一是求真——即回归“空间”和“建造”的本质，二是求源——即对本土文化精神的挖掘。这是继20世纪20年代国际样式的现代主义和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又一次对中国的现代主义探索。然而，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实验建筑”不具备“先锋性”，更多的是考虑到“实验建筑”于主流建筑思想和建筑创作的影响不足，“他们更像是走在中国建筑群体主流的旁边而不是前面”，伍江如是说。史建在《当代建筑及其趋向——近十年中国建筑的一种描述》中认为，2003年12月14日的“非常建筑”十年回顾标志着“实验建筑”的终结。我们无意追溯“实验建筑”十年中具体的得失，然而在2003年之后，中国的“实验建筑”实践的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后实验建筑”时期。

如果说1992-2003年的实验建筑师的创作语境是大院体制和商业主义，2003年之后创作语境进入了各至无法用以上词语简单概括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创造了海量建筑市场，另一方面加入WTO之后国际建筑师开始广泛的开始来中国淘金。两方面的叠加形成了一个新的十年，这是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地的十年，是变成全球建筑师试验场的十年，也是本土建筑师从“先锋”转向“退守”的十年，而青浦嘉定集群实践正是发生在这十年。继上一代建筑师试图通过基本的空间、结构、材料来有意识地建构中国的现代主义之后，这一代建筑师所需要抵抗的是更加复杂和多元的环境，而他们似乎无力对抗这些冲击。在2003-2013的新的十年里，中国的建筑实践远远多于建筑思想，对于建筑量的迫切需求致使建筑思考完全淹没在“折旧”和“造新”的洪流中，建筑的形式服从求洋、求新、求异、求大的审美，大量的施工粗糙、风格多元的建筑被建造并重塑了中国城市的景观。

而在这样的找不到“此时此地”的时代背景下，“地域主义”成了本土建筑师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工具，他们在东南西北不同地理概念中的中国坚持对“地域主义”的探索。城市已经沦陷，而他们所固守的可能只剩下乡村和田野，青浦嘉定集群实践正是其中来自“海派”建筑师的一股重要力量。《青浦嘉定现象与我国当代建筑》一文在总结了青浦嘉定集群实践的作品之后，提出了他们在材料、语言、手法等方面的相似之处，而这个相似之处则是对“江南”概念的转译和思考，青浦嘉定集群实践在对于基本的空间、建构上的贡献相对较弱，主要反映了快速城镇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对于“地域主义”的呼吁，这可能也是青浦嘉定集群实践在学术上的最大价值。

《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其特性》一书介绍了芒福德的批判性地域主义的观点，主要包括拒绝绝对的历史决定论、强调“回归自然”、赞成使用合理的先进技术、支持“多文化并存”的社区、构建“地域的”和“全球的”之间的微妙平衡。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即是构建本土文化和普遍文化之间的平衡，然而正如P.里柯在《历史与真理》中所写的：“但是为了参与现代文明，又必须同吸收科学、技术和政治理性，而它们又往往要求对整个文化过去作纯粹和简单的弃。事实是：所有文化都难以承受和吸收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悖论：如何成为现代，又回到源泉，如何又复兴一种古老的、沉睡的文明，又参与全球的文明”。全球化对于地方文化的入侵往往是以资本和技术为媒介，而在大都市中的土地投机者和官僚主义者更容易受到普遍的生产形式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上海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很难看到如青浦嘉定这般“地域主义”建筑的原因。

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中，很多作品都创造性地借助于外界的材料、思想、风格，来呈现优化了的地域文化。大舍建筑事务所的青浦夏雨幼儿园设计将马蒂斯《静物与橙》的形式和江南园林空间融合，共同的内向特征、对于模糊边界的消解、封闭和开敞的关系、必不可少的围墙、分散的个体建筑形态在维持“江南”特性的同时，还与大尺度场地语境相关联。致正建筑工作室的青浦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设计通过对江南传统的生活图景的转译以及价值取向的提炼，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基于庭院组织的政府办公建筑新形式，局部架空、连续立面上的开口、错位的檐廊、明暗空间的转折、民居尺度的庭院以及粉墙黛瓦、灰砖花格的材料呈现，共同指向江南文明中庭院生活的再现。山水秀建筑事务所的朱家角人文艺术馆通过叙事性的建筑组织、片段化的景观园林手法、呈现和隐匿的权衡，营造了一种极其地域化的空间体验，但在隐藏于社区中的朱家角胜利街届委会和老年日托站设计中，山水秀建筑事务所放弃了现代主义手法、结构形式和节点构造，充分尊重了当地的传统，建筑做法基本参照姚承祖的《营造法原》并弃了非功能性的装饰构件，仅在山墙等位置通过材料变化来凸显建筑的公共属性，使这幢建筑与周边粉墙黛瓦的民居一起既和谐又特别。阿科米星的嘉定文化信息产业园二期建筑设计中采取了悬挂庭院来解放地面空间，材料上钢结构和双层金属网在营造朦胧感的光影和意境的同时，满足了施工和造价控制的要求。

但是快速的造城运动带来的是急速变化、冲击、碰撞，总的来说，青浦嘉定集群亳践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场所”的场地。在这里，建筑设计只能跟他们意识想象中的“江南”概念和纯粹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来进行对话，而完全脱离了即将生活在这里的同时，“江南”这个概念被抽象为“水乡”“庭院”和“园林”等元素，而丧失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作为地理概念的“江南”是中国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最富庶的地区，也是近代史上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最先内在勃发的地区，与被推土机简单消灭的场所肌理同时被消灭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丰富的文脉遗存。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中的一些作品在退守“地域性”之后对场所再度丢失，这可能是整个青浦嘉定实践中最大的遗憾。

青浦、嘉定的集群建筑实践有一个浓烈的开头，然而结尾却略显沧桑。作为典型的中国新城建筑案例，青浦和嘉定还是幸运的，在21世纪初的“一城九镇”中，媚俗化且标签式的形式风格被认为是能够迎合大众审美，继而能够疏解城市人口的设计策略(“一城”是英国小城松江、“九镇”包括意大利小镇浦江、西班牙小镇奉城、加拿大小镇枫泾、德国小镇安亭、美国小镇陈家镇、荷兰小镇高桥、北欧小镇罗店、欧美小镇周浦等)，而朱家角则是其中唯一一个江南水乡风格的小镇，这无意中创造了青浦嘉定集群实践中文化退守的可能性。然而建筑设计上的坚持却无法消解城市空间中的场所缺失，再造的“江南”文化却无法如它所模拟的江南水乡那样热闹而富有生气。这可能是大都市中新城规划的悖论，一方面城市中急剧的人口増加倒逼新城建设，基至是过量的居住建筑、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建设，以疏解大都市中心的人口；另一方面，短时间速成的城市是建立在非人性、非场所的基础上，难逃“卧城”“空城”“死城”的阵痛期。

在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了部分实验性建筑作品或衰败或废弃，致正建筑事务所的探香阁如今堆满了建筑垃圾，建筑内部至今依然是毛坯状态，让人不敢相信这座建筑曾是被用来作水边茶室的，只有那五个灵动的体量似乎还讲述着曾经的故事；和嘉定图书馆一路之隔的东来书店并没有因为临街而逃过被遗弃的厄运，至今仍然一直大门紧锁，曾经白色的墙面因为雨水的缘故已经变成了灰色，那种江南园林的诗意空间飘摇在风雨中荡然无存。远香湖建筑的衰败只是中国新城建设中一个小小的缩影，致正建筑事务所这样评价开始的远香湖项目：“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新城项目。公园内几十公顷的土地肌理基本都需要被重塑，所谓场地只有意图，没有任何实在线索，好像建筑放在哪里都差不多；所谓功能也只是愿景，没有适合的实际承诺，似乎建筑师只需要做一个炫目的壳子，里面最好就是万用万灵的通用空间”。相比于一些建筑建成后因为功能置换等问题而改变了原有设计所造成的遗憾，远香湖的惨案显得更令人痛心，其暴露出整个社会机制在公共项目建成之后监管和运营问题。

这是城市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必然代价，以功能主义为核心的二维平面分区和为单一功能而设计的建筑消解掉的是城市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在消极的城市环境中，建筑设计的抵抗是如此的无力。基于假设性的伪需求的建筑从诞生之初就预设了其悲剧的结局，被抛弃也是必然的。塑造城市的永远不是建筑和空间，而是人类文明本身，青浦、嘉定的急速造城还需要时间来进行修复，也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或许在下一个十年，我们能期待一个更具活力和生命力的新江南水乡。

二、“断裂”重生

建筑是它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呈现，继我们开始使用钢和混凝土作为主要材料之后，伴随着全球化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侵蚀，纯粹的现代建筑的基础思考已经在积累出“套路”，这也是当下东西方建筑学的共同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具有革命性的“充分条件”，就难免会陷入“装饰主义”的空洞之中。当下中国的传统建筑研究和当代建筑实践似乎完全脱节，虽然我们的先辈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多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对于中国建筑的历史性回顾的真正价值在于，一方面这是我们产生实践和思考的源泉，现代建筑的革命开始于西方，而我们的现代建筑学、规划学的所有理论都来自“西方文明”，而我们对自身文明所产生出来的建筑体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里面所积累的能量是巨大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久经磨难的古老文明的致敬，我们的先辈在农耕文明时代所创造的辉煌，也必将在城市文明时代被重新演绎，这是当代中国建筑师面向未来的重要使命。

作者： 立木设计研究室 更多关于他们：L&M DESIGN LAB on goo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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